編按：《英氣：阿咩正傳》一書描繪了一段另類的香港現代史。當中的主角阿咩，即筆名石中英的楊向杰在最近的視頻節目《流金歲月》中邀請不同嘉賓對談，藉此還原當年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情況，當中包括著名報人、石中英的伯樂羅孚之子羅海雷。本文為羅海雷撰寫有關其父與六七暴動的一段經歷，刊載於《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
在整個「反英抗暴」鬥爭中，父親實際上都是站在「第一線」。他本來主要負責晚報的工作，即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而負責《大公報》的同事，特別是要聞科等同事要在凌晨大樣定了後才可以下班，所以晚上上班。在那段期間父親基本上有20小時以上待在報館，既負責晚報的工作，也兼負日報的工作。每天晚上7時坐報館的車子回家，吃了晚飯，洗澡，稍事休息就坐報館的車回報館工作。
日報版面定了以後，就睡在報館。日報的原來領導，有些可能做戰略轉移不來了，有些可能對運動有看法也不經常來，父親身為執行小組組長，又得管那些屬於鬥爭的工作。當時24小時都有人輪流值班守衛。有時還要派人出去做突擊式的短暫示威，或者去法庭聽審，支援被捕被控的同事和別的單位的戰友。法庭一宣判，就大聲吶喊抗議，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被逮捕，或者被打傷，這幾乎是逃不掉的，也還是硬着頭皮派人去，同事們也還是照樣頂硬上。這正像整個反英抗暴，明知武鬥鬥不過「武裝到牙齒」的港英，還是一樣要和他們鬥。明知報館、工會、學校守不住，也一樣要守，也一樣準備和突然襲擊者搏鬥。當時真是有些義無反顧，死而後已的勇氣。
我兩個哥哥海曼和海沙當時都是十來歲的青少年，他們也在家庭和學校影響下，和同學、報館的其他子弟與年輕朋友組織了戰鬥隊，到處放傳單和假「菠蘿」。他們派送傳單，起碼有七、八次之多，每次都是在報館印好後，到灣仔或銅鑼灣大廈天台上撒下來！海曼還記起第一次放的地方就是離我家不遠的皇仁書院，放了以後再報營，還逗留在現場看熱鬧，可能警察看他們年紀小，沒有注意。後來他向父親彙報了此事，父親不但沒有阻止，還要親自上陣，這次他們一行五人，包括三父子還加上一位年輕同事，他是海星同學，剛畢業到《大公報》工作，還有一個《大公報》姓高子弟，計劃到家附近的庇利羅士女校。不過時間改在晚上。也是放了假「菠蘿」後再報警，這次不僅警察來了，還來了記者。海沙記得那次還用了半個小時在人家的外牆上寫了「反英抗暴」口號，第二天上了報紙。
海沙有一事一直守口如瓶幾十年，原來當年他差點被抓。一次他和同學到家裏附近大廈逐家逐戶發放傳單，完事後，坐電梯下來，電梯中途進來一個英文書院的中學生，看到他們手中拿着傳單沒有吭聲，當電梯一到首層膨，他就把海沙他們扭送到大廈管理處。海沙那年才小學畢業，剛12歲，幸好管理員看了他們一眼，說小孩不要搞事，趕快回家。逃過一劫，還沒有醒覺。當天晚上海沙又再獨自出動，這次目標在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行動是在天台向大街拋下假銀紙（假鈔票），據說是要打擊香港經濟。在過程中，海沙突然感覺到害怕，趕忙把這些東西從高空拋到街上，然後一溜煙跑回家。它們派發的傳單和假銀紙從哪裏來的？原來在那段時間，報館給了他們這幫「小戰士」一個房間，他們就在裏邊編印香港紅小兵日報。究竟是誰批准他們這樣幹？是父親、報社領導還是革命群眾，現在都記不起來。但假銀紙則不是他們的產品，他們還沒有這個能力，是上面有人給的！
當年港英政府已實施「緊急法」，不要說放「菠蘿」，放傳單都可以判刑一到兩年！海曼、海沙雖然沒成年，就算不判進少年感化院也要被打藤。據說被打藤是這樣的，犯人手腳被縛着固定在架上，動彈不得，行刑者手持藤條用盡力氣去抽在他的屁股上，屁股皮開肉裂，估計至少要兩個月才能癒合，這段時間真的是碰到爛肉都痛切心扉，是坐不得，睡覺也得趴着。哪有這樣「狂熱的父親」。想想，要是被警察抓到，在社會上，對報館與家裏會有何等的影響與衝擊！不過革命就是狂熱！哪管什麼計劃，風險分析，幹了才算。
我當年才9歲，事情還記得不多，但很清楚記得有一天晚上，報館來了多個工友，幫助我們把大門加固，並且給了我們多枝木棒，準備反動分子衝進我家時與他們拚命。在林彬事件發生後，情勢更加緊張，左、右派都發出風聲，要置對方於死地。為了免除後顧之憂，母親就決定把我和妹妹送到北京舅舅處，當時他們不知道中國內地比香港還要亂！
舅舅於1954年從武漢調到北京國家體委工作，是13級幹部，當年算是高幹中最低的一級。在1959年「反右傾」（註）時受到牽連和處分，行政級別降到15級。我和妹妹在北京待了約半年，當年在我舅舅家，還有另外2個其他親戚的小孩在避難，加上表野表姐一共9個小孩！再加上4個老人，十幾個人擠在一個5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食物也緊張，我到現在都不明白舅母當時是如何應付的！我倒過得挺愉快的，不用上課，每天都和二、三表哥在外面亂走，打架，在天安門學習騎自行車，這個「假期」隨着舅舅正式受到單位造反派批判就結束了。那時，香港局勢也開始穩定，由大表哥護送我們到廣州。我們一行三人，最大16歲，最小7歲，平均年齡11歲。
妹妹後來回憶稱這是「地獄之旅」。火車上不但擠滿了人，可以與現在的春運相比，但最不一樣的是人的心情，中國當年正處於內戰的邊緣。1968年初，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各地的造反派、保皇派正在進行文攻武衛，各路英雄、狗熊，人才輩出，互相廝殺，革命群眾分裂為不同派系，互相爭權奪利，各自聲稱要保衛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臭老九」們都得再次低頭受革命群眾的「教育」。「走資派」被革命群眾不斷揪鬥。在腥風血雨下，火車緩慢地向南前進，車上擠滿了逃難的人，或是去各處外調材料的革命群眾，沿途，還受到各地造反派的檢查，火車走走停停，最嚴重一次是在長沙，在長沙外圍給造反派（其實武鬥雙方都是造反派）截停下來，最後協議可以通過，條件是經過長沙車站時，列車不能停，人都要臥地，不能向外望。車過了長沙外圍才允許旅客下車。我和妹妹當然聽話地伏在地上，我大表哥則偷偷地向外望，發現車站滿了荷槍實彈的造反派，他們都槍上膛，槍口向着火車，嚴防敵對派系趁機偷襲。
我們三人組還中了個「屁獎」，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少婦，帶着一個兩三歲小孩，小孩在我們面前拉稀，我們只好一直面對住這些臭東西。槍炮聲中，過了60多個小時，火車才到達廣州，印象實在太深太深。以後，在旅途中，遇到什麼狀況，一想到這個「地獄之旅」，心情就很快平靜下來。火車最終安全到達廣州，海星和他的朋友已經在車站撲空了兩次。因廣州武鬥也進行得熱火朝天，「主義兵」和「旗派」為爭奪地盤而戰。海星和他的朋友屬於少數派，最終不敵。過後不久海星也被關進大牢了。更多關於「反英抗暴」的回憶放在《二零一零年的來信》。
「反英抗暴」後，父母親並沒有從極左思潮的毒害中清醒過來，這可以從我們的衣着服裝反映出來到。找到當年我們一家在香港的郊遊相片，這也是我記憶中，在六、七十年代全家在香港唯一的一次郊遊，這次活動還是攝影家陳迹看到父親整天都在工作，特別為我們安排的，我們兩家一起去。你看我們全家的衣着，雖然是在周日，還是當年典型的「左仔」上班服與學校制服。
註：1959年發生的「反右傾」運動和1957年發生的「反右」運動是兩次不同的運動。反右傾運動是在面臨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部份中共領導人提出不同意見和改進措施。這些不同之聲被視為反黨行為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加以批判，後來在全黨範圍內擴大化。兩次運動都造成重大損失。
原刊於《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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