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我們在自由巿場經濟體系中視為理所當然，並認為是人性使然的，其實都不是真的沿自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的文化。因此，只是廢除了一個經濟裏面的中央計劃職能，並不會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可以戲劇性地令到一個由企業創新推動的自由巿場經濟體系能即時建立起來。支撐着自由巿場經濟體系的，其實是有着大量經歷了很多代的演化和發展才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文化和基礎，這包括法律、慣例、行為和很多各種不同的商業上的專業和操守，但以上這些，在中央計劃的經濟體系中，皆是沒有任何存在空間的。
由中央計劃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前蘇聯的體制，在創造財富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在理論上–在實際執行上很多時也往往如是，其生產和分配皆是由中央政府向各個不同生產機構發出的具體指令決定的，而且往往是以國家命令的形式推行…..
Much of what we took for granted in our free market system and assumed to be human nature was not nature at all, but culture. The dismantling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function in an economy does not, as some had supposed, dramatically establish a free market entrepreneurial system, There is a vast amount of capitalist culture and infrastructure underpinning market economies that has evolved over generations: laws, conventions, behaviours, and a variety pf business profession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no important function s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 systems, such as that which existed in the Soviet Union,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creating wealth and raising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ory, and to a large extent in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were determined by specific instructions – often in the form of state orders –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planning agencies to the various different producing establishments.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根據估計，人類在地球上是存在了大概數十萬年，而迄今人類文明最接近毀滅的一天，應是1962年的古巴危機，蓋當時美蘇雙方高層都有不少聲音，認定對方已是決意開戰，因此已準備隨時先行發射核彈。核戰最終沒有爆發，是有賴好幾個幸運的偶然，這包括甘迺迪認定赫魯曉夫沒有命令殺死美國軍官，甘迺迪之弟最終找到美國蘇聯領事館內有人可確保能把訊息通傳給赫魯曉夫等等，令到雙方可以在幾乎最後一秒剎車，以及妥協出一雙方都可接受的退出方案。
古巴危機凶險 有助推動鐘擺轉向
不過，有關事件可能也令甘迺迪和赫魯曉夫之間建立起來一定的互信，以及令雙方意識到，若鐘擺再繼續沿目前方向推進，後果就是人類文明從此毀滅。從這角度看，甘迺迪的1963年和平策略演說，是可以理解為他嘗試將鐘擺方向逆轉的第一步，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可惜的是，這「世紀大刁」最後因為甘迺迪遇刺而未能延續。
但儘管如此，鐘擺轉向的餘音可能仍在縈繞，而戈爾巴喬夫在20多年後提出的一系列向西方示好的行動，他所謂的世界新秩序的構想，以及他對東歐變天採取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為甘迺迪「世紀大刁」的延續或第二波。
「世紀大刁」的第二波
從某角度看，這第二波可能比第一波來得更理想和更大步。蓋美蘇當時是舉世公認的超級大國，若它們可以帶頭取消軍備競賽和削減核武，核武對全球帶來的威脅會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對世界新秩序而言，若美蘇可以聯手，或甚至是有一能從人類長遠福、或甚至國際公義的角度出發的聯合聲音，那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全球各地地緣政治問題的能力，是會變得遠為強大。
毋疑，以上思路是甚為理想，但其實是有着現實支持。蓋蘇聯的經濟根本負擔不起極昂貴的軍備競賽，尤其是列根政府已將之推到星球的更高台階。故此，從蘇聯的角度看，與其再作無謂的虛耗，不如聯手締造一更和平的世界秩序，以及安排蘇聯逐步融入環球體系，共同發展民生經濟，以及在和平的環境下，雙方各自發展和改革自己的政治制度。據記載，在戈爾巴喬夫處理東歐變天問題時，美蘇之間是有一共識，是北約不會再向東推進。從這角度看，北約及後不斷東漸，是最後引發今天的烏克蘭戰爭的重要背景。
更可惜的機會 錯失在經濟方面
由此觀之，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時，世界和平的前途曾有一次突破的機會。跟1963年那回不同，今回採取主動的是蘇聯，而且可能是比甘迺迪在1963年時來得更具理想和雄心。不過，可惜的是，甘迺迪在1963年11月遇弒，戈爾巴喬夫也在1991年下台，而且美國自1990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思維，似乎不斷轉而傾向像歐洲從前的現實政治考慮，多過美國在一、二次世界大戰表現出來的帶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令人嘆喟的是，若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是甘廼迪，那麼有關機遇是否有高得多的機會得到把握？
不過，長遠而言，可能更可惜的機會錯失是在經濟方面。正如本文開首引用的格林斯潘說語顯示，很多經濟學家對自由巿場制度的本質和要它的力量得以發揮的先決條件，都沒什麼很深的了解。因此，東歐變天其實是為我們深入了解以上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和很難得的機會作不同的探索和實驗。不過，很可惜，有關機會似乎亦是沒有被好好把握。下回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