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經濟體系是近代人類最重要的文明建構力量。探討資本主義結構的問題，必須先從資本主義的內在思想基礎反思起。自從18世紀起，隨着工業科技的發展，資本主義️帶來了生產的極大化與標準化，同時也引領了消費的極大化與人心的物質化。物質消費成為滿足人類心靈空虛的一個重要甚至唯一之方法。
商業興起 個人主義隨之崛起
在15至16世紀之交的前資本主義時期，海洋貿易逐漸興盛。然而，西方教會對於人們追逐物質欲望的行為有所節制。同樣，在穆斯林國度，伊斯蘭教的兄弟愛衍生而出對資本過度的擴張不予鼓勵，以及對物質欲望的節制和對經濟收入平等的強調，使得這些國家經濟穩定增長與社會相對安定。到了18世紀末期，西方資本的擴張急遽成長導致了穆斯林與西方的資本差距日益擴大，同時西方社會的內部貧富差距也日益加劇。
當時西方社會出現大量海上貿易的金融投資者與投機者。雖然教會反對金融交易與利息，但不反對海上貿易，認為可以擴大福音的傳播。西方商人不惜投入鉅資在高風險、高獲利的海洋貿易，意大利、荷蘭、西班牙，以及後期加入的英國、法國都紛紛投入海上的巨大冒險之旅。
那個時期的穆斯林國度依舊不准許以資本利息的金融交易，這可以理解為西方資本主義在18世紀前後經濟實力急遽擴張的緣由。但更重要的是，隨着商業的興起，在文化上帶來了個人主義的崛起。從文化層面探討，我們就能更深入的了解資本主義的發源基礎就是個人主義的勃興，或者說資本主義的前期促進個人主義的發軔，個人主義的發軔則帶動全盛的資本主義時期。
資產階級逐漸取代教會和貴族地位
16至17世紀，隨着海上貿易投資增加，沿海港口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出現許多新興的富有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漸取代教會和貴族地位，成為富裕階層。商業成為最平等的場域，不同宗教和民族在商業活動中，不分彼此的平等交流，孕育了當代個人主義的勃興。
海洋貿易促進城市的興起，使得新興城市中的商人和工匠逐漸擺脫過去佃農的角色，獲得人身自由和財富，教會和政府的控制也逐漸出現了制衡與抗爭的力量。戰爭的需求促使國王課稅，而課稅就必須與新興的城市商人進行協商，這標誌著商業影響政治的開始。
在宗教方面，天主教教會的權威受到動搖，新教勢力逐漸增強並獲得廣泛支持，一種擺脫教會的新興政治思維也由此產生。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洛克將新教所提倡的──人是上帝子民的宗教平等思想，轉化成「天賦人權」，主張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權利，為個人主義完成了歷史的建構。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