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以大比數再度當選美國總統，若共和黨最終也拿下國會眾議院大多數，則在「合一政府」下料可得心應手。《經濟學人》不無唏噓地形容他為美國及全世界定義「新的政治時代」（2024年11月7日），有點變天的味道。的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共和、民主兩黨之爭，而是已否進入所謂「特朗普的美國」及其長遠含義。
面對特朗普的最大挑戰
中美角力、制度較勁已成新常態持續下去，國家早有適應部署。美國朝野反中立場趨同，由誰執政分別不大。特朗普當選的即時衝擊是，若他真的實行對中國商品徵收60%關稅，會打擊國家經濟的增長步伐，有估計達兩個百分點。
面對特朗普的最大挑戰，在於其狂妄、常不按牌理出牌，肯定會使國際貿易秩序陷入更大不明朗，地緣政治進一步洗牌（尤其他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微妙互動）。不過，其單邊主義或許讓中國有多些地緣空間去重整外交戰略。
作為外向型經濟，香港既受制於環球波動，且因已與內地經濟高度融合，若內地「感冒」，不會好到哪裏。特朗普於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率先指香港特區步入「一國一制」，取消對港特惠待遇，加以孤立制裁；今重返白宮，旁邊盡為對華鷹派，只會給香港帶來更多麻煩。對未來變局的風險，要心中有數，被動待變不如主動出擊、變中求進。
香港疫後復元未如理想
香港目前處境喜憂參半：近期在經濟自由、國際金融中心及大學排名，均有所上升，國際會議和展覽盛事恢復活躍，反映一些制度實力寶刀未老，唯未至重拾往昔的國際光芒。疫後經濟復元落後於預期，主因飽受2019年動亂衝擊，傷及元氣。雖國安法有助恢復秩序，可是移民潮再起，部分中產人才流失，民心未穩。
由上屆特區政府起計至去年的7年間，本地生產總值（GDP）年增長率自2019年開始走下坡，表現反覆；若從2019年起計至疫後，香港GDP的走勢及反彈，明顯遜於內地、新加坡乃至全球平均水平。箇中涉及本地和地緣政治因素。
現屆特區政府疫末上台，肩負由治及興重任，致力招商引才、國際盛事、大興土木。新政治秩序下已無反對派拖後腿，但民生訴求和尋租需索不減。現時戰線廣開，疲於奔命，耗用財政龐大，財赤嚴重，財儲收縮。今年初財政預算案預測2025至2028年間香港實質GDP平均年增3.2%，並以此作為各項主要財政規劃的基礎假設（包括財赤及財儲水平）。能否達標，以目前趨勢及國內外環境言，存在變數。
經濟有所增長，但存在隱憂：一是國際貿易摩擦升溫和環球經濟不明朗，令出口持續受挫；二是私人消費及本地固定資本形成中，私營部門投資（尤其購置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產品的開支）未如人意，GDP增長頗賴公共支出去支撐，反映市場氣氛迷惘脆弱，不能盡寄望一般性的周期反彈，或靠肯花錢便可走出劣境（所謂”buy your way out”）。
內地經濟需時走出陰霾
那些動輒說香港「玩完」的論調，固然不合乎現實情况，相信香港經濟最壞時期應已過去，但一切視乎內地經濟能否早日走出陰霾。近月來中央部委刺激市道、置換地方債的舉措頻出，額度不小，對港應屬利好，惟國家要克服的困難仍多。
西方政客和輿論看扁中國，常自相矛盾──若中國經濟已走向衰敗，步入所謂泡沫，則何懼其對西方的威脅？實情是中國製造實力不容小覷，特別在新能源產業方面，產能過剩既因供需失衡，也反映生產力大大比前提高。面對逆全球化急冒起的經濟國族主義，中國在世界供應鏈中仍舉足輕重，儘管供應商紛紛採取「中國加一」（ChinaPlusOne）策略，以分散地緣政治風險（註1）。
經濟基本盤條件及韌性猶在，並趨靠人才紅利而非從前低端階段依賴人口紅利。近年舉債攀升，仍未超出國際趨勢（註2），且國民儲蓄率較高，不過地方隱性債務高企，在最新置換方案下需4至5年化解，目前困局在於資金鏈受不同因素影響致有所斷裂。
最終出路，不是簡單的寬鬆信貸和短期刺激消費的財政誘因（這些當然有助紓緩通縮壓力，但也會帶來後遺影響），而是扭轉近年因一些政策走過頭，造成對前景缺乏信心的市場情緒，尤其是房地產。還須貫徹體制性的改革，提高政策長期穩定性，特別是針對民營經濟。關鍵在於打破惡性循環，過程中擠掉泡沫，去除有毒資產，謀求軟着陸。調整與再平衡，需要時間及承受陣痛。
考驗政府能力還看經濟
考驗任何政府的治理能力，最終看經濟。中央全力支持香港，不容一國兩制失敗，香港經濟將繼續受惠於國家發展。不過香港不能只靠「北水」和中央惠港政策，更須自強體質、內部革新、創新形象，展現自由城市的感召力，贏得國際欣賞。
香港須既固本也拓能，策略上分清主次──無論創科產業還是新闢市場，宜明確目標和路線圖，集結資源精力，官產合作，聚焦高端高增值發展，而非什麼都大搞，徒增名目。在鞏固與提升三大國際中心（金融、航運、貿易）實力，以及打造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和國際高端人才高地方面，善用並強化制度與人才優勢，硬體之外，更重軟力量建設。
香港要當國際樞紐，而非只是國家樞紐。目前高才通及高校非本地生源一面倒來自內地，還需致力吸引更多各國人才和優秀學生，以強化樞紐應有的多元多樣性。一個能夠與國際接軌的香港，尤須與國際大城市比併，既需了解國家發展態勢，先國家之憂而憂，真正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也要突破現時較狹隘的視野格局，勇於以全球定位，不因開拓亞洲與其他地區的新興市場而減弱跟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長期聯繫。愈能夠擴大友好圈子，香港對國家的助力愈大。
重建平台「再中介」作用
香港傳統優勢靠三樣：位置、人才、制度；今加上「平台」──連接信息、人才、資金、物流、文化等。中美不會完全脫鈎：拜登倡去風險，特朗普或會走局部脫鈎。香港要爭取在地緣狹縫中游走四方的空間，勿陷極端，才能夠發揮讓各方局部再連接（partial recoupling）及多邊連接（multi-coupling）的平台作用──即我過去說的「再中介」（reintermediation）角色──才有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能內地城市所不能。當然說易行難，但不敢想像就不會去做。
國際上如何看香港，特別是仍否視香港為開放自由及法治的平台，尤其重要。按世界銀行最新發表的全球治理指標，香港在「發聲與問責」繼續低位徘徊，反映國際機構及智庫對香港這方面的負面觀感未見改善；直至2019年，香港在此項評分一直高於實行議會民主政體的新加坡，因後者自由度和人民參與實質不及香港，惟近年落後。國際上多視香港自由倒退，當中或偏見作祟，但香港特區怎樣治理有了國安法的自由城市，也有可檢視之處。
上月我接受《明報》專訪談政改前景，觸及如何扭轉國際偏見觀感，引起社會上一些漣漪。當然，若以為示威抗議便可重振國際形象，未免眼光狹窄了。集會遊行本來不用「鼓勵」，乃受《基本法》第27條保障的權利，當然大前提是不能觸及國家安全和危及公共秩序，須先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可是，今天民間害怕動輒觸動政治紅線，國際社會有以為香港不再容許集會遊行。反修例動亂已是5年前的事，應及早擺脫政治陰霾，讓社會修補裂痕，合力拼經濟。
註：
- 供應商維持在中國的業務，但以「中國加一」（也可以「中國＋N」）策略實行製造作業多點化，擴展到其他國家如越南、墨西哥等，從而降低與完全依賴中國市場或供應鏈相關風險及迴避貿易限制。
-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4年10月數據，中國政府總債務為GDP的90.1%，美國為121%，日本為251.2%，發達經濟體為109.4%。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