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爺預測今年經濟增長率只得1% 至2%。這是否過於悲觀，還是香港經濟真的已踏入停滯或甚至負增長的階段？我沒有水晶球，但相信未來十年八載香港經濟有點不妙，可能出現如日本般的長期停滯。
兩年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推斷2041年前，香港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2.8%，2021年前更可能達到3.5%。從這幾年的情況看來，這些推斷不但不是不少人（包括政府中人）所認為的過於悲觀，而很可能是太過樂觀了。在有足夠經濟增長數據的過去54年以來，總共有9年 GDP 的增長低於2%，而將來這些紀錄可能要改寫，低或負增長的頻率或會增加。
經濟增長難言樂觀
香港經濟環境本來有不少優勢，沒有陷入長期停滯的必然，可是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經濟增長的幾種動力，便很難樂觀得起來。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幾項，第一是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她與中國的關係。這因素的確重要而且有力，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是出入口貿易、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和旅遊業，樣樣都與內地經濟關係密切，港人過去幾十年來所賺到的錢，亦主要來自對內地經濟所提供的服務。
香港獨特地位所帶來的機會，確實令新加坡等國家十分羨慕。但機會就算存在，並不等於港人都懂得利用。我們不能說港人全都不懂珍惜這些機會，但愈來愈多人忘記了香港經濟的根基在哪，不懂中國經濟或根本無心利用這些機會，恐怕已是不爭的事實。長此下去，內地又怎敢再依靠香港的服務？機會不受掌握便不再是機會了。
第二個因素是制度。香港的制度有其優越之處，但我不認為民主和法治與經濟增長有很大的關係。印度、菲律賓、牙買加等地方的民主化程度都比香港更高，印度的法治還十分發達，可是這些地方在頗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濟都搞得不太成功。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制度因素，是既有制度能否獎勵人民辛勤工作或合理投資，並保護他們努力的成果。香港過去實行自由經濟，這些方面做得不錯，但左翼思想抬頭，未來政府干預恐怕只會繼續增加，香港自由經濟帶來的制度優勢，可能會逐漸削弱。
第三個因素是資金。這因素最不可靠，若香港投資環境好，資金自然會來；若不好，資金會像熱錢般來去如風，對本地經濟無實質好處。
第四個因素最重要，也最值得憂心。毛澤東曾言：「人的因素第一。」這至理名言與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極為接近。人的因素不單指勞動力的數量，更是指人的質素。在市場經濟中，這又指人民掌握了什麼知識或技術，而且這些知識技術有沒有市場需求。假如港人掌握了某種技術，其純熟程度甚至獨步天下，但若世上無人對此技術有需求，也是枉然。
文革時，極左派與紅衛兵掌握的革命理論和鬥垮鬥臭別人的本領，很多都屬高手級別。當年讀到他們在「兩報一刊」寫的大塊理論雄文，雖不必同意其見解，倒也佩服其內在完整性。但這些鬥爭本領與革命理論卻把中國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後，人民寫大文章談理論的興致是減了，但在市場創業的心得和知識卻急速積累。那些企業家不見得是理論家，但他們向市場經濟走的努力卻成就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
民主根基已遭削弱
這段歷史對港人有重大意義。不少年輕人與政客，近年都花費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在鬥爭「藝術」上，其水平似乎也是日益精進，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和大多數市民則把時間用在有價值的生產工作之上，鬥爭技術疏於練習，不一定是對手。鬥爭技術本身不具生產性，但能更有效地把別人生產的成果弄到自己手上。愈多人把精力放在鬥爭上，對經濟有貢獻的生產技術便愈無人問津，經濟便愈失去動力。鬥爭技術愈出色，投資在此等技術上的回報便愈高，也愈能吸引人民把時間精力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中。香港似已有此現象出現。部分學生有書不讀，對政治鬥爭卻樂此不疲，豈能不使人聯想文革時的情景？不能說從前的紅衛兵沒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不少人中「革命」豪情比港人只會過之而無不及。
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會否有更多的港人把更多的時間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活動或學習鬥爭中去？我相信機會很大。2010年6月我曾寫過一篇〈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當中討論過兩位經濟學名家對社會趨向兩極化的分析。我認為社會一旦兩極化，中間派不佔主導地位，民主制度的正面功能也會大打折扣，對立雙方的矛盾，選舉投票不能化解，鬥爭沒完沒了。然而保持強大的中間派並不容易，就算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正確，政策也可能受隨機因素或不同派別的打擊或拖後腿，而最終失敗。一旦失敗，左邊及右邊的理論家會對失敗的原因，各自往對己有利的方向解讀。這些解讀，會吸引到部分中間派中人向左、另一批人向右靠攏一點。若再有新的事件出現，左右兩極端的理論家只會各自表述，更加強自己的解讀，雙方都把事件說成與己方看法符合，若有出現不利己方的事實，當事人多半忽視它們。久而久之，雙方對同一事物的解讀，會變得南轅北轍。
此種過程會持續下去。站在兩個極端位置的理論家，有誘因吸引更多的人跑到自己一方，他們會用更強烈的字眼及行動，以證明自己的帶頭地位。對立雙方需要清楚界定自己的位置，不會與對方和稀泥。但中間的群眾卻並無誘因要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甚至對政治毫無興趣。用另一角度看，中間的群眾並無足夠誘因去參與鬥爭或爭取更多的人站在中間，但兩極的對頭人都要各樹旗幟，這會激勵他們學懂更多的鬥爭理論及參與鬥爭實踐。
香港的政治生態大致上按照上述我2010年所寫的文章而演變，今天社會已頗為對立，民主的根基因而削弱，鬥爭活動變成常態，大家握手言和則只是鬥爭中某些階段的策略或技巧而已。此等態勢下，用在經濟生產的時間與精力不可能不減少，經濟也會因此受挫。
更為嚴重的是，兩極化會帶來社會中思想上的錯亂。對立雙方都要搶奪更多中間的群眾，他們對各事件的解讀都會只向有利己方處傾斜。既然對立的雙方，都各有人數差別不大的支持者，雙方論述自己理據時都可能陷入一種困難。為什麼己方正確這麼明顯，對方還有那麼多人支持？試圖自圓其說的方法很多：這麼多人支持對方，只是因為特首故意挑動社會矛盾，又或對手有外國力量或黑金支持，又或有人可在中央或特區政府得到一些什麼甜頭利益，所以他們要急於「擦鞋」等等。這些解釋也許偶然有些根據，但絕大多數經不起推敲。不論是外國勢力、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能提供的利益，都要面對資源制約，數量有限，只可能少數人能取得利益受其影響，不能解釋為何社會中群眾也容易變得劍拔弩張。
一國兩制或會結束
兩極化思維下，另一特徵是不承認一些明顯的事實。一些港人與政客不斷宣傳內地人質素如何低下，但這與很多人的認知完全相反，例如在大學中，任教的人大都知道，成績最好在課堂上學習最起勁的學生，及畢業後找到最理想職位的人，不成比例地極多都是內地學生。中國經濟30多年來增長快速，歷史上人類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便在內地發生，但年年都有人說中國經濟在當年便會崩潰。這些自欺欺人的論述目的不外乎是尋求慰藉，使自己在競爭失敗時受創的心靈得以修補。
同一件事可以有多種的解讀，哪一種解讀最正確，取決於它經得起多少實證的檢驗。但凡沒有理會部分事實，或乾脆不顧任何事實的解讀，犯錯的機會都很大，而兩極對立正是阻止人們勇於面對相關事實的重要障礙。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抽象的思想討論，對內地社會認識膚淺片面的，最沒有能力掌握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機遇。不懂利用這些機遇的人愈多，香港經濟便愈喪失進步動力。
兩極化對立也容易衍生另一現象，對立的雙方都容易以為己方信念絕對正確，另一方則罪無可赦。此種追求純粹的心態有時頗危險，極右的德國納粹上場時，極左的中國紅衛兵搞文革時都有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純粹性，後果是造成人民浩劫。
從年初二的暴亂及立法會的補選結果中可看到，香港的兩極對立在未來一段時間不會減少，只會加劇。這對香港是有輸無贏的局面，輕則等於在玻璃屋裏互相扔石頭，重則局面不可收拾：內地按《基本法》所容許的，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或甚至結束「一國兩制」。要阻止兩極對立惡化下去，當「老好人」是沒用的。打擊一小部分、嚴懲違法的暴亂分子，並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才是政府應走的正路，否則，香港經濟的前景必十分黯淡。
後記
驚聞曹仁超先生離世，傷感莫名。我與曹先生一生共事的時間不超過10小時，但大家投緣，意見亦合。上一次見他時是2014年12月1日《信報》與其他機構合辦的經濟峰會中。會後，他一直與我討論時局，並強烈建議共乘一車離開，以續談興；可惜我因事要趕回學校，未能從命，他似感失望，但更感遺憾的應該是我，從此又少了一位懂得中國經濟的朋友。
（封面圖片：Pixabay / 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