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早前發表調查，發現未來3年約有10%至15%內地旅客表示將減少在港消費，轉到海南或澳門購買奢侈品，或透過「代購」購買化妝品和保健品等。其分析顯示香港在數碼體驗和服務質素等關鍵領域已經落後，香港或失去作為購物、金融服務和醫療中心的優勢，建議企業提升服務素質。
該調查對於通關後熱切期待內地旅客訪港消費的商戶來說，無疑是一大警號，背後更帶出香港無論在軟件（服務質素）和硬件（數碼體驗）等範疇，已被鄰近城市迅速趕上，比起疫前並沒有多大進步。事實上，疫後曾外遊的人都會感受到，經過了疫情這幾年，不少地方的軟件和硬件非但未見退步，反而有相當程度的優化和進步。
相比之下，香港在疫情下固然是經濟倒退，但回顧過去20年，不難發現香港徒有經濟增長但缺乏實質進步，整個城市墨守成規、照辦煮碗，社會長年停滯不前，其他地方紛紛後來居上，唯各界卻一直不願正視問題，最後需由諮詢公司道破現實，令人無以自容。
徒有增長 缺乏進步
近日內地旅客逐漸回流訪港，坊間餐廳的服務水平與容量皆跟不上顧客需要，令筆者身為港人感到十分失禮。也有內地朋友向筆者反映，為何在社區檢測中心登記時，需要多次重複輸入相同資料，廢時失事，完全沒有道理，言下之意是內地有系統得多，一定不會這樣做。事實上，八達通從1997年啟用至今，20多年來由神話變成笑話，其實正是香港的縮影──社會只講求即食速成，絲毫不重視進步，所以社會也沒有進步。
目前香港的情况是，經歷了2019至2020年的風波後，舊社會被破壞，新社會卻未能建立起來，但人才、人口已經嚴重流失，令香港重生的可能性愈見渺茫，前景更見黯淡。政治上，在「愛國者治港」下，很諷刺地現在好像一個江玉歡已抵得上一個政黨，但連她也在《明報》撰文，對今日香港行政與立法的「配合」之道，以及「行政與立法的低效糾纏」感到費解。
香港同時在社會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皆出現低效與缺乏進步的情况，肯定不是一個偶然，兩者癥結很可能根本是同出一源，矛頭直指長期支配香港體系、人們卻忌諱不談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上面。
裙帶資本主義作為次佳的解決辦法
所謂裙帶資本主義，其實是官商勾結的體現，描述一個經濟體中，商業上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企業、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裙帶資本主義」最早進入港人視野，應該是《經濟學人》於2014年3月發布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最高，富豪們的家財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近80%。
但其實《經濟學人》早於2007年已做了同樣的排行榜，當時香港也是位列榜首，可見問題的頑固性與嚴重性。後來在2016年的排行榜中，香港的數據被包含在中國之內，令中國的排名由兩年前的第19位急升至第11位。但對於統計方法的改變，該刊並未在報道中提供解釋。
可能是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最高這個不太光彩的事實，以及後來香港的數據被迫包含在中國之內，令人們對這深具解釋香港體系本質的概念避而不談。不過，研究指出當一個地方不存在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泛指只具有限權力的民主憲政政府）的時候，裙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有限政府之後的最佳選項和解決辦法，以保證資本家繼續在該地方投資及支持政府，特別是在政治不穩定的情况下。因此，香港在缺乏有限政府和民主制度之下，採行裙帶資本主義實在是正常不過，對此不必過分忌諱。
當然，我們理解港英時期的殖民地管治制度，可謂理所當然地是香港裙帶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但一國兩制有助延續甚至加強了這種裙帶資本主義，也是事實。實際上，裙帶資本主義的體制亦可理解成一種「垂直政治融合」（vertical political integration）。在港英時期與回歸早期，垂直政治融合的管治結構，允許企業或資本家一定程度支配管理其經濟活動的制度和機構，我們可稱之為後向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當時企業和資本家確是曾主導許多政策及制度框架。然而到了回歸中期，特別在「愛國者治港」之下，垂直政治融合的形式，變成國家和政界反過來支配商界企業或積極擔當其角色，這則是前向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
之不過，裙帶資本主義意味着必定會出現裙帶尋租的情况。而當尋租成為經濟生活的基本部分的時候，尋租活動無可避免會超過其最低所需程度，且不說企業的成果需要與政治精英分享，因此真實的尋租程度必然會更高。
「愛國者治港」下的新發展
所以簡單來說，《港區國安法》及「愛國者治港」的真正意義，在於促成香港的終極垂直政治融合，變相將香港變成一個在國家領導下的巨大裙帶集團，以促進政治穩定。然而其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由於裙帶企業並無創造任何重要價值（其獲利形式為交易，而且反正是穩賺），創業及其他風險報酬等商業行為被抹煞，導致香港只見經濟增長，卻沒有實質進步，甚至連改變都欠奉，創業創科更是緣木求魚。另一方面，裙帶資本主義只是奪取了大眾的勞動成果，卻沒有為社會「做大個餅」，創造更多財富 ，令香港長期停留在一個「塘水滾塘魚」之局，不斷輪迴卻無法翻身。
據筆者了解，目前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複雜的地方，是政界經歷了長年的政治爭拗和風波後，現在也積極加入尋租者的行列，希望增加自身利益，令中央與香港政界之間目標變得不一致，出現所謂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另一方面，香港的權貴與既得利益者也清楚國家需要香港這個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幌子，不能明目張膽地在香港採行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企業與政治階級之間因而仍存在不少相互勾結的空間；再加上「愛國者治港」下出現的新權貴，令本港裙帶資本主義有惡化之虞，最後可能形成一個更複雜、更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
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固然是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中央再不能以建立一個超穩定結構作為唯一目標，必須在既得利益結構進一步固化和複雜化之前，作出部署與行動。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