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2月9日）清晨旺角發生暴動，警方拘捕的64人之中，有37人在2月13日在法庭被控以參與暴動罪；撇開其中一名大概已退休的70歲長者，被捕者年齡介乎17至47歲，大致可分三組：七名學生、12人無業、17人從事低技術工作，三個組別的平均年齡為：學生20.6歲、無業者27.2歲、就業者26.4歲。
換言之，這群人中，不工作者約佔33%，若不計算學生在內，則近41% 並無就業。鑑於香港失業率一向偏低，不工作者佔如此比例可謂極高。事實上，1996至2011年期間，沒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年輕人所佔不工作人口百份比，已由0.6% 急升至4.0%。
被捕者中又有19人（佔總數53%）屬90後，撇開學生不計，則有12人屬90後（佔總數41%）；正是成長於本地離婚率與單親家庭激增時期的一代（見本欄文章〈公屋戶家庭破碎、貧窮與不滿現狀困境〉）。
社會動蕩的端倪
同為非學生的兩組人，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特質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們都來自社會較底層，亦即多數離婚及單親家庭且聚居於公共屋邨的租戶的集中層面。
對於這一階層，馬克思（Karl Marx）就曾創出一個頗有意思的稱號，亦即其1852年發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論文中所稱「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指工人階級中難望有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既缺乏社會生產力、又難對階級鬥爭有所建樹的一群，甚至是實現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的障礙。
馬克思認為流氓無產者屬於被離棄、陷於墮落及社會底層困境之輩，大多居於工業中心區，其中包括長期失業或缺乏獲聘條件者，或被拒諸工業生產門外，以至社會上的各類邊緣份子。
馬克思在上述論文中，把流氓無產者形容為1848年之際（Louis Bonaparte）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他筆下的流氓無產者不但並無特殊動機參與革命，反而寧願維持階級現狀，因為他們普遍須倚靠資產階級和貴族以維持生計，所以馬克思視之為一股反革命力量。
馬克思認為路易波拿巴憑藉流氓無產者的支持而得以凌駕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故把流氓無產者視為專制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
邊緣份子的牢騷
當代社會學家都把社會邊緣份子歸入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者之列；時至今日，這個名詞已成了現今社會中受害者的代號，他們有部分甚至脫離受薪勞工行列，以行乞或以旁門左道手段謀生，但日常生計則仍須依賴正路經濟，被稱為「低下階層」。有社會科學家認為大部分低下階層透過收入及實物轉移方式，由社會福利制度供養甚或因之而誕生。
若論流氓無產者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潛力，19世紀著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Mikhail Bakunin的觀點，與馬克思幾近背道而馳，Bakunin 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喪失了革命本色，革命中堅除了具長遠起義傳統的農民外，還包括受過教育的無業青年，以至強盜、匪賊、貧民，以及社會中各式各樣的邊緣份子；一言以蔽之，皆為流氓無產者之輩。
馬克思否定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堅稱國家面對的真正危險並非源於貧苦大眾，屬流氓無產者之列的貧苦大眾雖被招攬並參與革命，但卻並非革命的策動者。真正的危險來自「降格」（déclassé）知識份子，亦即在社會上進身無門的高學歷中產男女。
他們所處的困境，好比苦無畫室的畫家、苦無課室的教師、苦無當事人的律師、苦無病人的醫生、苦無報社的記者，因經濟環境每況愈下而漸與低下階層同病相憐，在本屬精英的階層與備受壓迫的民眾之間，築起聲氣互通的橋梁，這亦正是足以觸發革命的火藥引。回顧中外革命史，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列寧曾當律師，毛澤東則曾為圖書館助理員。
被控以參與暴動的學生多為大學生，過往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但今非昔比，部分大學生為社會流動性低而抱怨，出身低下階層的一群，可還有望借助大學學歷改善其社會和經濟前途？無論香港抑或全球工業發達國家，面對中產收入停滯，都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找到解答這條棘手問題的答案。
毫無疑問，社會今後須就此一問題着力探討、深入研究。
懷才不遇的隱憂
我常聽聞觀察家和政府官員，擔憂大學畢業生過多會有損社會流動性，但我一向抱持不同觀點。正正由於大學畢業生太少，本地高等教育回報才會如此高。香港正朝向高增值服務型經濟方向邁進，對高技術和專業人才需求殷切，可惜本地工作人口增長緩慢，縱使具備優秀的經濟基礎及制度，投資者及新創企業未能羅致所需人才，錯失不少經濟機遇。
正當高技術工人及人才短缺，非技術勞工卻充斥勞動市場，若能多培訓具教育水平的高技術工人，自能相應降低非技術工人的比例，提升此類工人工資及收入，同時減輕整體經濟不均現象。香港作為高增值服務型經濟體，物價高昂、非技術工人過多使其工資及收入下降，更感生活不勝負荷。
不過，本地高等教育令人擔憂的趨勢，實不在於大學畢業生過剩，而在於研究院畢業生過多（尤其是研究式研究生，而非授課式研究生），皆因直至目前為止，在香港以至亞洲區內的大學，待遇優厚而可供他們一展所長的職位殊不足夠，致使他們的事業發展前景黯淡。
從學科角度出發，一般學生都不會奢望研究式研究生將來的事業發展會平步青雲，但修讀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學生，倒仍相信憑藉所學以追尋自由、實現自我。無奈不少研究生歷經長年在擠迫的辦公室孤軍作戰，不斷超時工作，最終只能寄望在十年內得以保住導師或兼職講師的職位，前途從何談起？
我認識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在旺角租住劏房，他們往往在該處遇到了流氓無產者。他們自己雖飽讀 Rousseau、Marx、Nietzsche、Kierkegaard, Heidegger、Marcus、Sartre、Althusser、Lukács、Gramsci、Lyotard、Foucault、Derrida、Lacan、Žižek 等乃至其他後現代主義者的著作，但卻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在研究社會，抑創作文學，抑推行革命。
1970年代，我是一名研究式研究生，為完成研究論文，在偏處一隅的地庫辦公室努力拼搏，當時我和其他幾個研究生就曾將 Andre Gunder Frank（以「依附理論」聞名）所創的流氓資產者（lumpen bourgeoisie）一詞信手拈來，聊以自況。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我輩博士生乃屬資產階級一份子，但一如流氓無產者，我們只處於金字塔的底層（部分較激進的同輩研究生認為，以「食物鏈」取代金字塔更為貼切）。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何去何從，我們實在茫無頭緒，對前程每感不安。
以流氓資產者形容我們當年的處境，的確十分貼切。我輩學生仗賴獎學金過活，住的是學生宿舍，病了就到校內診所看病，一應所需服務和物品，全靠大學薪津支付，即使不屬受薪勞工體制一份子，然而日常生計得靠正規經濟。身為中產知識份子，日後若在專業及事業上進身無門，即有淪為降格知識份子之虞，而較富於理想及浪漫激情的一小撮人，說不定會萌生策動抗命的念頭。
身處香港、活在當下，何以竟然傾力深化社會矛盾，而非攜手致力化解之？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