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權走向公民權的香港社運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近幾月展開了三大街頭運動——9月22日的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的罷課宣誓大會、9月26日的香港大中學生罷課運動、9月28日的佔領運動。相信此後仍會出現更多更大型的社會運動，此乃必然的趨勢。

 

這些運動的表現形態各異，已經成為國際觀光的一個頗具吸引力的項目。外地旅遊客、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對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頭遊行和集會，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這類社會運動參與者們的標語口號所表達的訴求五花八門，在很多外地人眼裏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為藝術。但是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愈來愈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在中、英兩國有關香港回歸的公告剛出台（當時尚無回歸的具體安排細節）及其後的那段時間裏，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間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的問題，是在中國主權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紀末，基本人權在英國的政治和法律傳統之下，涵蓋的方面涉及個人及家庭的生存、就業、財產安全、教育機會、宗教信仰自由、表達自由、遷徙自由、結社和集會權之類（參閲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這些基本人權在當時的香港被民間社會廣泛重視，並不難理解。就如我在本專欄前幾篇評論裏提及的，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民間社會記憶中的逃難背景，大多的家庭經歷過20世紀中國內地多次翻天覆地的動盪，心有餘悸。他們擔心類似的情況在主權轉換之後的香港也可能發生，於是就有了設法保障人權的強大動機。這種理性的心態，如果借用市場經濟的一個俗語，可以稱之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後，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的大悲劇，證實了此前香港社會中有關回歸前景的那些悲觀主義展望——基本人權在中國內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風暴，就會被剝奪掉。北京那場大悲劇之後，立刻發生的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的空前絶後事件，半是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為自己的未來傷懷。議論多時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後來於1991年6月通過。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我們可以說，基本人權的內容屬於 passive rights（勉強可以翻譯為「消極、被動的權利」）——倘若喪失了這些權利，就難以維持現代社會裏具體個人的安全和尊嚴。這類權利還算不上是positive rights （積極、進取的權利），後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領域的全方位參與權。在中英談判決定香港要回歸的那段時期，香港社會層面最關心的是消極權利而非積極權利，確實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現實。英國統治香港的150年裏，社會發展和法律進步體現的主要成果，就涵括蓋予殖民地居民們積極的政治參與權——他們被稱為 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 citizens（公民）。

 

 

當時，香港社會對主權轉換後局勢的悲觀展望是主流情緒，這種情緒最生動地體現在三個心「敏感溫度點」上。許多本地觀察者預測，中國政府一旦收回主權，馬上就會對北京最敏感的社會團體和活動實施掃蕩，首當其衝的目標有三：第一，帶頭爭取香港高度自治權、為此不斷向國際社會呼籲支持的政治活躍人士，他們常被貼上逢中必反的標籤；第二，持續猛烈批評中國黨政體系及其領導人的「反共」報刊雜誌；第三，每年組織大規模集會、高調紀念1989年北京悲劇事件、要求為該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間團體。

 

距離回歸中國的日子愈是臨近，香港社會上不安定的情緒波動就愈大。最糟糕的預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會重演毛澤東式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不過以上所列的三個「敏感溫度點」不僅是本地社會所普遍矚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點所在：人們預期，主權回歸後，反北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將會被變相軟禁、限制其離開香港的自由，或者會被抓捕，或「人間蒸發」；對北京抨擊最嚴厲的媒體將會被關閉；每年一度的維多利亞公園的巨型紀念集會將會被禁止，籌辦該活動的團體則會被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個「敏感溫度點」在1997年7月1日之後一個也沒有被觸及；尤其是第三個，因為它是最具示範效應的。於是有人就說：「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動手了。」然而，第一年沒有變化，後來維多利亞公園的活動也沒有被禁止。

 

為此，時任香港民主黨主席、也是被外界視為北京頭號「眼中釘」的李柱銘立刻對北京的寬容做法說了真誠的好話：「現在，抓人看來是不會的，封報紙暫時也看不到。這方面是好的。⋯⋯另一個層次是禁止遊行集會，都沒有發生。」身為香港首席大律師、因職業訓練而措辭謹慎的李柱銘，一句話響四方：「看看香港大勢，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詳見《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號，頁48-55）同一時期，其他幾位被視為鐵桿「反共」報刊的主編，也作了正面的評語和「我是不會移民的」表態。

 

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出現了意外的樂觀情緒，當然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來，這種樂觀情緒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的，是不會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貫享有的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