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回到的是一個動蕩不安、派系林立的中國。袁世凱固然有獨裁者的秉性，但他的強人政治實為當時唯一能箝制區域軍閥割據的威權力量。他身後的中國進入了各種政治軍事勢力群雄逐鹿的時代。巴黎和會也成了中國與歐洲列強關係的轉折點。世界局勢將進入以英美為軸心的時代，然而「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是不承認俄國、中國利益的，只在東亞給日本的帝國主義勢力留下一點擴張空間。這也是孫中山得到的教訓。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海關關稅便被陸續用於對外債務、賠款的擔保，在扣除這些款項後再交給中國政府的餘款稱為「關餘」。1923年秋，孫中山懇請倫敦將兩廣關餘交給廣東政府，但是遭到拒絕；當他威脅使用武力強行徵用時，耀武揚威的英國軍艦駛入了廣州港，以展示不列顛帝國壓倒性的海軍力量。深深失望的孫中山從此開始使用反帝國主義的語言。「華盛頓體系」為偽善的帝國主義列強所控制，這一結論令中國城市知識分子日益左傾。五四馬克思主義者成了共產主義者。但共產國際認為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還是過於弱小，不能在城市工業勞動階層間發起無產階級革命。列寧認為，由於中國落後的經濟，它的條件更加適合一種大眾化、多階級聯合的革命。共產國際在北方軍閥間尋找支持的努力落空後，便將注意力轉向了南方的孫中山。
孫中山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推翻北洋政府，因此急切需要軍事武裝。護法運動期間受邀進入廣東的廣西軍很快轉而反對孫中山。1920年10月，孫中山指控廣西軍閥與北洋串通，因此轉而支持地方強人陳炯明（1878–1933）來驅逐客軍。11月29日，廣東軍政府成立。1921年4月10日，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隨即準備北伐。
這一時期，汪精衛的公開面目尚未完全放棄無政府主義的理念。他多次辭謝政府職位，媒體也稱讚此舉為「不願破戒」，即不打破進德會時期不任公職的承諾。事實上，他在孫中山的陰影下進行幕後工作。他的非正式身分有利於他公開或祕密代表孫中山尋求締結政治或軍事的盟友關係，尤其是與廣西、雲南的西南軍閥。孫中山和陳炯明因為理念不合發生衝突時，他也扮演了調停作用：孫中山日益傾向於建立以國民黨為主導的中央集權政府，而陳炯明則更傾向於聯邦系統，各省享有民主和廣泛自治權。1922年6月中旬，調停失敗，16日陳炯明從廣州驅逐孫中山。登永豐艦避難的孫中山召來一位國民黨的軍事新星來護駕，這就是蔣介石。經歷此事件，孫中山益發堅信直接軍事領導權的重要。蔣介石陪伴在孫中山身邊的四十天，也是這位年輕軍人進入國民黨領導層的關鍵。次年，他將以孫中山全權代表名義考察蘇聯，1924年他將成為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奠定自己在國民黨軍隊間的絕對威望。
列寧需要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來對抗不列顛和日本的勢力。此前，化名Maring（馬林）的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Henk Sneevliet（1883–1942）已經祕密聯繫了孫中山，討論與新生的中共建立統一陣線、以換取蘇聯援助的可能性。這場聯姻當然是以利益為基礎的。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外交官越飛（Adolph Joffe，1883–1927）聯合發布的宣言，公開廢除了中國與沙皇俄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儘管列寧早在1920年3月就已經廢除了這些條約，關於領土的新協議還需要交涉，而且宣言並沒有觸動蘇聯在滿洲及外蒙的實際利益，但面對中國國民的聯合宣言依然給了孫中山以外交勝利的光環。最重要的是，蘇聯承諾提供金錢、武器和專業知識來訓練國民黨軍。2月21日，陳炯明被雲南、廣西軍隊驅逐出廣東。孫中山隨即在廣州建立了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擔任「大元帥」職。國民黨的總統制從而被軍事獨裁制取代。
永豐艦事件發生時，汪精衛正在上海。他直到七月三日才重新與孫會合，比火線馳援的蔣介石晚了整整四天。這一事件給汪的教訓是，中國當前局勢下，政治比教育更為緊要。1922年末，他開始提出政治改良是教育改革的前提。無政府主義理念認為社會改革應當以教室為戰場，而汪氏的最新認知無疑暗示，至少面對中國現狀，這一高尚理念是不切實際的。在蘇聯壓力下，1923年4月孫中山派遣汪精衛前往滿洲，官方理由是促成張作霖（1875–1928）和蘇聯的鐵路協議。但是孫、張都對談判不甚投入，汪精衛斡旋月餘，毫無成果。
儘管汪精衛對與蘇聯及中共合作的政策持保留態度，他依然被委以改組國民黨的重任。第一次國共合作因此得以制度化。1924年1月20日，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胡漢民、李大釗等擔任主席團成員，汪且被推舉為審查委員會主席。透過改組，此前組織鬆散的國民黨採用了布爾什維克模型，成為意識形態統一、具有自上而下的凝聚力和控制權的列寧主義政黨。民主集權制成為其組織原則。未來數十年內，1924年改組的精神將成為汪精衛身邊國民黨派系的信條，也是派系鬥爭中他自信代表「國民黨正統」之基礎。意識形態上，改組強調三民主義的核心性。如沙培德（Peter Zarrow）所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氏彷彿只付出了極小的代價，便「平生第一次掌控了一部高效的政治機器」。
儘管孫中山在這次會議上宣布「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正式發布的宣言卻並沒有遵從蘇聯沒收地主土地的提議。相反，孫氏宣稱實現民生主義是漸進、非暴力的過程。地主可以保留土地的原有價值，但在社會整體福祉進步之後，土地的增加價值將屬於國家，並將在社會各階級間平均分配。這表明孫中山策略性地採用了某些共產主義話語，但並不願意犧牲他自己中國道路的願景。
改組之後，汪精衛最終同意主持上海黨務。廣州黃埔軍校於六月成立後，汪精衛擔任黨代表，負責國民黨黨綱和黨史的教學。以黃埔畢業生為骨幹組建的新國民黨軍，將是一隻完全政治化、貫徹了黨的紀律的軍隊，這使其有別於當時其他軍閥武裝，也是其戰鬥效率的基礎。6月30日，汪精衛出任中央實業部長；8月14日，改任宣傳部長。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他1910年之後第一次擔任行政體制內職責。
同時，北方政治局勢也是風雲變幻。1923年6月，北洋軍閥曹錕驅逐了大總統黎元洪，10月透過賄選成為總統。舉國譁然的輿情為孫中山製造了機會。汪精衛與張作霖的接觸讓廣東和東北逐步接近，擴大了孫中山的支持基礎。10月底，馮玉祥透過甲子兵變軟禁曹錕，控制了北京。這位左翼新儒家基督教將軍很快破壞了民國政府與清朝皇室的協議，把遜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旋即盛邀孫中山進京，商量民族統一條件。孫中山欣然應邀。11月14日，他乘日本郵船春陽丸赴上海，汪精衛以中文祕書身分隨行。但途中北方政局又重新動蕩。無法控制局面的馮玉祥邀請張作霖入京，但後者卻支持段祺瑞重新上台。抵達上海之後，孫中山繞道日本以尋求更多的國際援助，而汪精衛先行前往天津為孫氏來臨做準備。下一章將詳細分析孫中山此行在日本神戶做的一場關於大亞洲主義的講演。
此行也標誌着孫中山生命的終點。他於12月4日抵達天津時，碼頭迎接他的民眾有五千人之多，但孫氏病情卻急轉直下。段祺瑞與帝國主義勢力達成協議、以尊重不平等條約換取列強支持的消息讓孫氏十分悲憤。31日，他抵達北京，立刻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療。診斷結果是肝癌晚期。1925年3月12日上午9點半，孫中山在北京病逝。
在孫中山的病房裡，汪精衛的星光冉冉升起。他代表孫中山舉行新聞記者會、發表講演、解釋孫中山的立場。譬如1月5日下午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京大學成立時，面對近四千聽眾，汪精衛首先登台講演，「群眾歡呼，聲震屋瓦，歷半時始止」。他在講演中重申了國民黨對實現議會民主制的承諾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削減軍隊及實現勞動保障、社會教育和婦女權利等各項社會改革的決心。2月19日孫中山暫時出院居家療養時，又是汪精衛電告廣州的胡漢民以出院情形。汪精衛在孫中山手術期間全程陪伴，且隨侍病榻之側，即時把孫氏消息傳達給焦慮的國民黨和全體民眾。汪精衛草擬的〈國事遺囑〉，孫氏未刪改一字，在去世前一天簽名。這篇遺囑將成為國民黨內具有近乎宗教意義的文本，在集會上宣讀、在紀念碑上鐫刻。它將孫中山的著作和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心律典化。汪精衛作為遺囑起草人的身分是廣為人知的，但他在其中到底扮演了多麼積極的角色，是借孫氏聲音發言還是僅僅記錄了孫氏遺言，這一點卻並不清楚。
國民黨改組期間，孫中山的三員幹將地位上升：廖仲愷、胡漢民和汪精衛。左傾的廖仲愷最忠實地執行了孫中山的中共政策，但是他在同盟會早期的角色不如汪、胡顯要。恃才傲物、政治右傾的胡漢民不是一位廣得人心的領袖。汪精衛性格溫和，政治立場中間偏左，又得到了許崇智、蔣介石兩位軍事領袖的支持。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廖、許、蔣聯名推選汪為國民政府主席，以九票（滿票十一票）當選，此後又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主席。胡漢民除了當選常務委員會成員外，只出任外交部長，但由於列強都不承認廣東政府，這不過虛銜而已。由於6月19日大元帥一職已被廢除，廣州國民政府實行集體領導制，汪精衛居首，這使他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事實上的第一任主席。汪胡之間從此播下了不合的種子。
汪精衛和毛澤東的道路也是在這裏第一次交錯。由於汪精衛繼續擔任宣傳部長，但是沒有時間履行職責，便提名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來代理宣傳部。這位宣傳天才就是毛澤東，以動員湖南鄉下農民參加革命而受人矚目。但由於雙方此後都對這段經歷諱莫如深，加之史料限制，我們無從知曉他們在這段時間有多少實際的公務或私人接觸。
1925年夏，汪精衛的權力和聲望都抵達了頂峰。他此前對政治權力的疏離姿態塑造了清高的名望。他不蓄私產、沒有兵權，也不信仰任何極端意識形態。他的私生活無可非議。的確，由於他身處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已經有20年之久，似乎並沒有人意識到，他領導實際政務的能力還未曾經過考驗。
節錄自《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本社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
作者：楊治宜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4年7月
作者簡介
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2012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研究主要關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與美學、倫理學等多重智識領域的關聯。著有《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及《「自然」之辯：蘇軾的有限與不朽》（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1037-1101) in Poetry）兩部專著，並在西方主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長篇論文十餘篇。目前正在撰寫一部關於華語網路空間裡先鋒古典主義詩詞的專著，並與多名學者共同致力於全球華語古典主義的跨學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