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層面上，三中全會對當代中國來說都有着特殊的意義，尤其是對經歷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幾代人而言，三中全會是一個歷史性和現代性的連結點。今天他們所看到的所有成就基本上都離不開三中全會。它的歷史性或歷史地位已經牢固地建立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或歷史文獻之中。同時，在這幾代人的心目中，三中全會又是通往現代性的必由之路，每當國家面臨嚴峻局面的時候，人們總是寄望於三中全會出台新的改革開放政策來解決問題，推動當代中國進入新階段。
也就是說，國家在每個階段都會面臨新的局勢，而三中全會本身是動態發展的，並透過動態發展獲得現代性，實現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關聯。
三中全會的核心價值
那麼，三中全會為何關鍵，使得其在當代中國人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三中全會到底如何賦能國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開創新局面？三中全會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回到馬克思的兩個主要概念：一個是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論述，另一個是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指的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係指的是生產的社會形式內容，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者的有機結合和統一構成了「生產方式」。在這「生產方式」中，當生產關係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尤其是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力的時候，生產力就會停滯不前；反之亦然，當生產力不再適應生產關係的時候，就會導致生產方式出現錯誤。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兩大要素之間內在矛盾的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推動着整個生產方式不斷自我更新。在馬克思那裏，這也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
再者，在馬克思的理論架構中，一個特定的人類社會總是由兩個部分所構成，其一稱為經濟基礎，其二稱為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指的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上層建築指的是社會中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關係和思想，包括文化、制度、政治權力結構、社會角色、儀式、宗教、媒體、國家。一般而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但這並非是單向的關係──上層建築也能影響經濟基礎，促進或阻礙經濟基礎的改變。
從馬克思的角度，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性。生產力是社會的物質基礎，是發展的動力；第二，生產關係要符合生產力，上層建築要符合經濟基礎，否則一個社會就會出現兩種情況，要不生產力發展受阻，要不社會秩序出現問題；第三，一個社會的各種制度安排也是生產力的一部分，要不推進生產力，要不阻礙生產力。
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求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對過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手認真的改革；決定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安排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三個經濟領域相互協調發展；並且，加快改革不合理的經濟管理制度，擴大企業自主權。
簡單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即改革開放。所以，許多學者將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當代中國史的開端。
三中全會的演變
十四屆三中全會（1993年11月11日-14日）通過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與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共10方50條，涉及財稅、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物價、流通等。基本架構為，在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體系、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儘管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在實踐面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局面，但改革開放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並未解決。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漫長和複雜的過程。中國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概念演變花了十多年的時間。這個過程的動力既來自實踐層面的需要，也來自人們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從前，在人們的概念裏面，「計劃經濟」總是和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而「市場經濟」則總是和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的。十四大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連結在一起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的理論創新和創造。但一旦新的理論確立，那麼生產力就得到解放，為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無論是內部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是外部的開放（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都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架構中進行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11月9日-12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劃時代的文件。文件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其目標是──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整、科學規範、運作有效的製度體系，使各方面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文件共15方共60條，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財稅、行政、行政執法、醫藥衛生、文化、司法、科技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扮演決定性角色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未來的展望
整體來看，無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或十四屆三中全會，聚焦的均是發展。用馬克思的概念來說，是為了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以促進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這是時代的需要，因為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是發展的問題。要追求發展，就要主動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過，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第一，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構成了壓力。在社會層面，收入差異和貧窮分化加大，社會不滿上升，常演變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第二，高速的經濟發展對資源構成了巨大的壓力，環境保護被忽視。第三，自2007年至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顯示全球經濟失衡，以往新自由主義為導向（在中國被稱之為「GDP主義」）的發展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全球經濟失衡是各國內部經濟體失衡的產物，要求各國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
因此，2012年中共十八大對國家的發展模式做出了重大的調整。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即從高速成長轉型到中高速成長。更重要的改革發生在體制領域，體制必須做調整，一方面繼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體制不僅要適合經濟的發展，更要引領經濟的發展。因此，學術界一般認為，十八大是當代中國史的重要轉捩點，從以往的發展導向模式轉型成為發展與治理兼顧的模式。
三中全會與生產關係的變革 2-1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