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黃循財5月15日正式接任總理，前總理李顯龍卸任，轉任國務資政。轉換總理過程順利，並沒有在當地社會或國際間引起震盪。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執政，至今共有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3任前總理，黃循財是第4任總理。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明報》撰文，指香港人對新加坡的政壇變動不感興趣，唯對於該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變化，卻不時拿來跟香港比較。其中當地政府推行的公營房屋（組屋），以及覆蓋新加坡全體國民的中央公積金（CPF），近日更有一些香港政界人士提出來，認為兩項措施都值得香港政府借鏡，以改善香港現行的房屋和退休制度。
疫情下星洲很快「與病毒共存」
曾在30年前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做訪問學人的周永新，最近去了一趟新加坡，了解一下疫情後新加坡人民生活狀况，以及對香港民生福利的啟示。
據周永新引述新加坡朋友的說法，疫情3年，新加坡經歷的與香港並無太大分別；經濟同樣受挫、出外活動同樣受限制。不過新加坡採取的抗疫措施，有兩點與香港不一樣：一是新加坡政府很快便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所以就算之後感染人數急劇上升，尤其在外勞宿舍爆發集體感染期內，新加坡並無考慮「封城」，只努力控制病毒擴散；二是新加坡政府在防疫的同時，並不想過分影響國民日常生活，盡量避免停工停課，經濟在可能範圍內如常運作。
新加坡與香港採取的抗疫措施孰優孰劣？兩地不同，見仁見智。周永新的新加坡朋友認為：疫情3年，他們的生活並無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不方便是有的，尤其是活動受限，對新加坡外向型經濟必然造成嚴重打擊；幸好，新加坡很早便逐步取消限制，經濟恢復速度較快，也搶了不少區內生意，包括香港。
總理議員有責任解釋政府政策
周永新則認為，新加坡的抗疫策略之所以成功，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民信任政府，而每次政府在抗疫策略上作出改變，時任總理李顯龍總會出來向公眾解釋，並非一面倒地說好政府政策，而是分析政策利弊，呼籲人民配合，共同努力達到目標。
他特別指出，新加坡國會議員也是地區社區會堂的管理委員，他們有責任向地區居民解釋政府政策，並且回答地區居民的疑問。無疑，新加坡人大多是「順民」，但若沒有負責任的政府，以新加坡人教育水平之高，他們絕對不會「盲從」政府的政策。
周永新又提到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指新加坡約80%人口居於政府興建的組屋，他們是物業業主。最近香港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興建更多出售公營房屋，提升港人擁有自住物業的比例；他們同時認為，政府應減少出租公屋數目，免得一些港人為入住公屋而「躺平」。他們相信這樣的公營房屋政策，將會如新加坡一樣，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
組屋非僅為解決基層居住需求
周永新表示不反對這種說法，只覺得有人提議香港仿效新加坡，可能對新加坡房屋政策了解不深。他指出，新加坡的組屋計劃早於1960年開始，在新加坡1965年立國之前。新加坡興建組屋，並非單純為了解決人民的惡劣居住情况，而是給予「新加坡人民可以支付、有素質的家，以及優美的居住環境」（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網上簡介）。所以，組屋訂價的最重要考量，是新加坡不同階層人民的經濟能力，並不是與私人樓宇價格掛鈎。興建組屋的另一目的，是鞏固家庭結構和培育社區精神，所以有子女的家庭會得到補貼購買較大單位。組屋底層也有充裕空間，供居民舉行社區活動，例如中秋燈會、私人的紅白事。
簡單來說，新加坡組屋有以下特點：一、售價是民眾可以支付的，並且透過CPF供款，確保他們可償還貸款；二、新加坡不會有「納米」組屋，單位一般有3至4個房間，目的是鼓勵人民生育子女（效果並不顯著，2023年新加坡生育率是0.97）；三、組屋與私人物業是兩個不同市場，組屋可轉售其他合資格人士，多是自己子女，組屋不會在市場炒賣。
周永新進一步指出，本港公營房屋計劃始於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後，用意是安置受天災影響的災民，或因發展而被清拆的臨時房屋居民，所以最初負責的部門稱為徙置事務處。與新加坡不同的是，本港房屋政策並不是協助市民置業，而是向基層市民提供居所，例如近年為解決20多萬劏房居民住屋問題。至於「居者有其屋」計劃，是1978年加入的政策，目的是鼓勵經濟狀况有改善的公屋居民自置物業，這樣他們可騰出單位給輪候冊上的市民。
總之，70年來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首先是向有住屋需要的市民提供合適單位，其次才是協助基層市民置業。現在政府的公營房屋政策，可說是雙軌並行：哪個時候多建公屋、哪個時候多建居屋，就要看政府對房屋供求所定的優次。香港不是新加坡，本港房屋政策必須有自己的考量，一旦定下發展目標，就不應隨意更改；若要更改，也必須取得社會共識。
中央公積金供款多保障廣泛
周永新最後談及新加坡的CPF計劃。最近有意見認為，本港強積金（MPF）已實行近25年，為什麼港人不能如新加坡人一樣，晚年生活得到保障？周永新指這種看法，明顯不了解CPF。新加坡CPF比香港MPF複雜得多︰單是供款率，前者55歲及以下僱員是薪酬的37%（僱主17%，僱員20%），涵蓋範圍包括（一）僱員可按本身經濟能力擁有自住物業；（二）累積儲蓄應付醫療開支；（三）退休後有經常收入應付生活所需。簡單來說，新加坡CPF供款率高、保障範圍廣；香港MPF供款率低、退休保障單一。
即使這樣，周永新指出，新加坡的民生福利措施亦未必可以提供「完美」保障。新加坡政府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時任財長黃循財提出以下惠民措施：每戶可獲600新加坡元消費券（約3400港元）；上調全職員工最低月薪至1600新加坡元（約9200港元），兼職僱員最低時薪加至10.5新加坡元（約60港元）；未來10年，政府將投入35億新加坡元（約202億港元）加強社區關愛組屋、居家護理和長者設施。由此可見，新加坡的民生福利措施無論如何「完美」，社會安全網總會有「漏網之魚」。
周永新總結，新加坡無疑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借鏡，但當地有自己獨特的民生福利制度，並不是香港可以容易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