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情緒勞動與幸福感

研究顯示,情緒勞動可能對教師幸福感不利,但對教學效能提升有利,結果似乎與一般香港教師,甚至與東方國家的教師做法一致。

作者按:王慧博士近期與筆者合作進行探討本港教師幸福感的研究,筆者徵得王博士的同意,參考其文獻內容大意,再作闡述。

筆者已在上期文章向讀者介紹教師的滿意度如何影響教學品質,在本期筆者嘗試探討教師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與幸福感的關係,並探討兩者如何再進一步影響教學品質。

壓抑情緒幸福感會變差?過去的研究怎麼說?

情緒勞動是指教師為滿足教育專業期望而運用的管理情緒策略,涉及有意和真誠地表達正面情緒、假裝未經歷過的正面情緒,以及抑制不適當的負面情緒等策略(Burić et al., 2019; Taxer & Frenzel, 2015),比如教師有時候雖然沒有感覺到開心,卻在課堂上盡可能地表達出正面情緒,或有時候已經很生氣了,卻又盡力壓制。過去的研究一致發現,情緒勞動與幸福感有關(Wang et al., 2019)。王慧博士團隊就指出,教師如果不能真實表達自己的情緒,幸福感會變差,假裝和隱藏情感往往與教師的心理、身體和對職業的幸福感不佳有關(Taxer & Frenzel, 2015; Wang et al., 2019; Yin et al., 2019)。

最近,研究人員開始探索情緒勞動與教學品質之間的連結(Burić, 2019; Burić&Frenzel, 2021),例如經常壓抑情緒的教師往往有較低的教學品質(Burić & Frenzel,2021)。 然而,那些教師被發現在課堂上表現出極大的教學熱情,並且在吸引學生方面非常有效(Burić, 2019; Burić&Frenzel, 2021)。 因此,研究人員指出,情感勞動尤其是虛假的情感,可能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導致幸福感下降,另一方面提高教學品質。然而,探討教師情緒勞動與教學品質關係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

表達負面情緒 象徵管理能力不足

王慧博士團隊進行的研究涉及香港7所中學的64名教師和533名學生。團隊分別訪問教師有什麼情緒勞動策略,以及學生對教師教學熱情和教學品質的感知(包括認知激活、課堂管理和學生支持,Kunter et al., 2013)。團隊採用多層次中介分析來檢驗教師情緒勞動與學生反映其教學熱​​情與品質之間的關係,並控制了學生性別、學業成績、教師性別和教學經驗的影響。

研究團隊發現,當教師真誠地表達其負面情感時,學生會感到教師的教學熱​​情及教學效能及水平相對較低,尤其是教師的課室管理效能較為遜色。另一方面,當教師在課堂上假裝表達更多正面情感時,學生會認為這些教師的教學熱情比真正表達正面情感的教師更高,教學效能及水平亦相對較佳。

研究團隊的結果表明,雖然教師表達真實情感(包括真實表達正面情緒,以及適應負面情緒)可能有利於職業幸福感,但可能無法有效提高教學品質,學生可能認為教師表達負面情緒是課堂管理能力不足的表現。

假裝正面情感 學生反映正面 唯預示倦怠感

另一方面,教師在課堂上假裝表達更多正面情感,一直與較差的幸福感相關,因為這往往預示着教師的壓力和倦怠(Taxer & Frenzel, 2015; Wang et al., 2019; Yin et al ., 2019)。然而,研究結果表明假裝正面情緒可能會導致學生感知到教師的教學熱情更高,最終轉化為學生報告的更高的教學品質。

這些結果支持了研究團隊先前關於雙刃劍的主張。此外,研究結果表明教師為關心幸福感和促進高教學品質而採用的策略可能並不總是一致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相互衝突。因此,鼓勵和支持教師在特別艱苦的上學日之後,找到放鬆和恢復的機會至關重要,在此期間,他們會從事精神消耗的勞動,以提升教學品質。

東方教師與西方教師的做法

總結而言,研究團隊認為情緒勞動可能對教師幸福感不利,但對教學效能提升有利,結果似乎與一般香港教師,甚至與東方國家的教師做法一致。一般東方教師都慣常不帶個人情感進入課堂,專業、努力地表現教學熱情及充分展現高的教學效能,目的是要學生有所得益。

然而,不少西方教師的做法不一定是這樣,他們會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似乎不大理會學生的學習效益。雖然情緒勞動對教師幸福感不利,但筆者衷心地敬佩及欣賞一般東方教師對教育的奉獻精神,寧可犧牲自己的幸福感而讓學生獲益。

參考文獻:

  • Burić, I. (2019). The role of emotional labor in explaining teachers’ enthusiasm and students’ outcomes: A multilevel mediational analysis.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0, 12-20.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19.01.002
  • Buric, I., Sliskovic, A., & Penezic, Z. (2019). A two‐wave panel study on teachers’ emotions and emotional‐labour strategies. Stress and Health, 35(1), 27–38. https://doi.org/10.1002/smi.2836
  • Kunter, M., Frenzel, A., Nagy, G., Baumert, J., & Pekrun, R. (2011). Teacher enthusiasm: Dimensionality and context specificit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6(4), 289-301. https://doi.org/10.1016/j.cedpsych.2011.07.001
  • Taxer, J. L., & Frenzel, A. C. (2015). Facets of teachers’ emotional lives: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s’ genuine, faked, and hidden emotion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49, 78-88.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5.03.003
  • Wang, H., Hall, N. C., & Taxer, J. L. (2019).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1, 663-698.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19-09475-3
  • Yin, H., Huang, S., & Chen, G. (2019).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and their burnout and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8, 100283-100301.

朱啟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