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會參與港大一間宿舍的高桌晚宴。感慨良多，不禁引起一些回憶，聯想起時代的變化，也不禁問自己，今天的大學宿舍，會是怎麼樣？會有什麼功能？與以往又會如何不一樣？
筆者在港大當了18年的舍監，5年在明原堂，13年在利希慎堂，最後再在大學學生賓館柏立基學院當了10年的院長。最後一任，雖不是學生宿舍，卻也有10位太古學者，都是博士研究生；不過與學生宿舍性質不一樣。本文集中以前兩者作為切入點。
筆者1987年進入明原堂。那時的明原堂，已經過了她的火紅年代高峰；1970年代，明原堂是學生運動的大本營。除了宿生裏面連續出了6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裏面活動頻繁以外，也時有非本堂的大學生到來「屈蛇」（非法居留也）。但那都是在筆者當舍監以前十多年的事了；1987年，舍堂已經完全沒有政治氣氛。
明原堂原來是三座學生宿舍，分別是Lugard Hall、Eliot Hall、May Hall，都是非常古典的英國式紅磚建築，分別建於1913、1914、1915年。後來才知道，當年是根據英國的建築條例築成，最突出的是建築的禦寒設計，裏面有不少火爐（fireplace），有真正的煙囪。最老的Lugard Hall，每一條外牆柱子都是空心的，可以在裏面燒柴枝讓牆壁保暖。
60年代 「兄弟會」
筆者最早接觸明原堂，卻是1963年就讀理學院，遠在「火紅年代」之前。筆者沒有住宿舍，但每天都到盧迦堂（Lugard Hall）吃午飯，因為同學之中不少住在盧迦堂。印象難忘。宿舍只有70多人，有自己的飯堂和廚房。舍堂裏有不少白衣黑褲的工友，進入每間房間打掃清潔。在飯堂，令筆者乍舌的是，看到周圍的宿生，舉起飯碗，叫「阿毓添飯」；阿毓就畢恭畢敬地服侍。當年大學生的身份，可見一斑。雖然當時的宿生，來自真正富裕家庭的只是少數，但是宿舍的文化，在於為社會上層培養精英，則是非常明顯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ragging」。
「Ragging」，無以譯之，且譯為「玩新生」。新來的宿生，要服從和完成每一名舊生的指令，從而得到舊生的簽名；獲得全體舊生的簽名，才能「升仙」，即獲得成員資格。之前，都是Green Horn。初到飯堂，氣氛緊張，新生遇到舊生（「大仙」），不能直呼「you」，必須有尊稱對方「Senior Gentleman Sir Mr XXX」也不能自稱「I」，而必須卑稱「Small I Green Horn YYY……」「Small I」者，小楷的「i」也，以示謙卑。
筆者一位老同學，那天頭髮赫然成了「Robert裝」──一半正常長度，另一半平頭裝，那是「大仙」指令的後果。頭兩周，所有Green Horn吃飯，都要採取Square Meal，及每一個手部動作都要是方形──直線加直角，十分滑稽。其他例如出名的Royal Flush（在座廁洗頭），在街上搬走活動的巴士站，將新生睡夢中連人帶床搬到飯廳……層出不窮，這裏只是聊舉數例。
為什麼新生又甘願服從大仙的「玩弄」？筆者現在的分析，當時進入大學的，不到同齡人的1%。大學宿舍，是一個極端精英的社團，也可以說是一個精英的小圈子。美國稱為fraternity，直譯是兄弟會，近乎黑社會，不過不是幹壞事（美國的大學現在着意取締fraternity）。參加到這個社團，要有一定的手續，要通過一些考驗，才可以成為「自己人」。因此，「玩弄」雖然不好受，但卻是「入會」的必經。Ragging經過大概兩個星期，新生全部通過，也就在「升仙」的儀式中，大家稱兄道弟，再無新舊界線。而「升仙」後的宿生，又準備明年對新一批新生，進行ragging。
火紅年代 認中關社
這種ragging，在1970年代已經開始起變化。上述三座宿舍，1968年因為颶風山泥傾瀉崩掉了一部分而停用。1969年重開，連成一間宿舍，稱為Old Halls，中文就是明原堂。重開後的首任舍監馮以浤，大刀闊斧改革：開始中英並用、男女同層（但分隔走廊兩端）、高桌晚宴免穿綠袍等等。刻意離開英國大學宿舍的傳統。其中也包括取締ragging。
現在回顧起來，這些改革可以說是時代變化的反映。一則受當時英國學術界的影響，社會意識愈來愈強，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萌芽。二則自從1970年「港大第一團」首次訪問北京，中國因素開始進入大學生的話題。簡單來說，大學生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冒然上升。港大原來把學生帶入社會上層的「貴族」色彩，逐漸褪色。代之而起的是面向下層、不忌政治的校園文化。「認中關社」的學生運動逐漸成形。在這種文化的演化底下，貴族色彩的fraternity就逐漸失去了延續下去的基礎。明原堂的改革，可以說是先行和突破。
1969年以後，有了政府的助學金與貸款，學生來自中下層的愈來愈多，大學畢業生雖然仍然是公務員與專業人員為大多數，大學生作為社會頂尖精英的概念開始慢慢減弱。Ragging已經不被允許，但習俗依然延續。據當時經歷過的朋友說，那是「挫一挫」新生的「銳氣」，因為進來的都是各中學的精英，中學時在本校也許可以趾高氣揚，進了大學就要「以平民身份」相待。表面上「玩新生」的習俗延續，但是背後的意識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化。
舍堂教育 群體意識
筆者進入明原堂當舍監，已是1980年代末，宿舍的平民化氣息已經佔了主流。Ragging已經被Orientation代替，正式的中文名字是「迎新」，「迎新」在港大各個學生宿舍已經產生分化。明原堂由於她的「革新」傳統，算是最為開放。「玩新生」與「升仙」的說法已經蕩然無存。代替的是新生分組談心，加上各式各樣的帶有體力的活動。一些較有傳統的舍堂，則仍然保持「升仙」的味道。筆者在明原堂只當了5年的舍監，看着她的結束。眼看最古老的Lugard被大鐵錘敲碎，不無感慨。那是1992年，當時社會的保育意識不強，要是換了今天，肯定拆不了。
筆者在明原堂學會的，是一個集體的營造與形成。雖然fraternity的意味已經不再存在，但是宿舍的集體意識非常強。宿舍內的團結，似乎是所有活動的核心價值。舍堂之間的種種比賽，舍堂之內的種種活動，無不在實際上增強成員的身份認同感。
只要今天看看各個舍堂歷年的畢業生，他們在課堂上的經歷已經逐漸淡忘，舍堂的生活，卻是真箇「沒齒難忘」。這說明，各個學科、各種背景、各類信仰的年輕人，在同一屋簷下，為了共同的目標，學會互助互讓、求同存異、團結一致……這些年輕人，有些從小到大，也許只經歷過家庭的共同生活；有些雖然也許經歷過中小學的強勢群體，但那是在強烈規範下的參與。不像大學舍堂，學生是以個人的自由身份融入到這個群體。學生在這種共同生活中的經歷和鍛煉，難以有其他替代，一生中也難以再有。這是為他們未來進入社會最好的準備，也是他們在社會中能夠經受挑戰和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這方面，筆者在明原堂感受最深的，是學生的自治。這也是筆者轉到新開的利希慎堂擔任舍監的理念主軸。下周再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