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兩個名叫 James Buchanan 的人物，一個是19世紀的美國總統布坎南，另一個則是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的始創者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什麼是公共選擇理論呢？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人們在市場裏的經濟行為被視為是自私、貪婪的，因而需要政府來規管，但立法者和執法者卻被視作大公無私，猶如機械人一般。公共選擇理論的灼見，就在於劃破政府官員的華麗新衣，揭露他們跟常人無異，也是自私、貪婪的。
那麼政府官員的私利體現在哪裏呢？在民主制度下，官員的私利就是在下次選舉中連任。這不是好事，逼使他們好好服務市民嗎？問題是，現實中的大部分政策，其得益是集中的，代價卻是分散的。例如糖的進口關稅，少數人──本土糖商──有顯著得益，但代價卻由所有國民分擔，每人買糖要多付幾塊錢。於是，本土糖商大力向國會施壓通過關稅，其他人卻不會緊張得遊說國會反對，甚至不察覺自己利益受損。官員和議員為保連任，只得向各路利益小眾屈服。
中央集權 後患無窮
不少人批評自由經濟理論把人性看得太過理想化，但其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明白到所有人，不論市場中人還是政壇中人都有缺陷，所以才要限制有缺陷的政府官員支配他人的權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無權搶劫，在政治活動中卻有權搶劫；企業表現欠佳會虧錢、倒閉，政府部門表現欠佳卻往往會獲增加經費；一個投資者犯錯只會影響小部分人，一個官員犯錯卻可能為禍萬民。中央集權之危險，是不因任何良好意願而改變的。
在與圖洛克 （Gordon Tullock）合著的公共選擇理論開山之作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中，布坎南提倡像美國憲法規定般（當然是根據立國時代的原本詮釋，而非容許政府為所欲為的現代詮釋）的小政府制度，跟奧地利學派中較溫和者（例如海耶克）的立場相近。
在經濟學問上，布坎南也可算作半個奧地利學派。他曾表明不介意被稱為奧地利學派，又說：「當我起草了一篇關於個體選擇和『市場投票』的文章後，我去翻查（奧地利學派宗師）米塞斯在《人類行為》中的論述。我驚訝地發現，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我的想法。」（可參見拙作《米塞斯──黑夜中的自由騎士》）
關於布坎南和奧地利學派的關係，我尤其想談談較技術性的一點，因為這點對我的學習生涯有着特殊的意義。
機會成本 暗藏玄機
故事要從七年前說起，我的中學在中三下學期開始有經濟課，教我們這班的是校內的元老兼傳奇──蕭永祥老師。我對他教學的神乎其技早有耳聞，亦把他那逍遙豁達的風度引以為榜，甚至不時模仿他閑庭信步的姿態。有幸在蕭老師退休前最後一個學期沐其春風，全班都興奮莫名。蕭老師一走進課室便跟我說：「喂，（數學系主任）廖晉平話你計數好勁㗎喎，請食飯都要預埋你㗎喎！」
在什麼都還未開始教之前，蕭老師在黑板上寫了 “opportunity cost” （機會成本）這個詞，強調這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概念。機會成本的定義是什麼呢？就是 “highest-valued option forgone” （被放棄而價值最高的選項）。例如我最喜歡吃橙，第二喜歡吃蘋果，第三喜歡吃香蕉，那麼我吃橙的機會成本就是吃蘋果。
後來學到一道有關機會成本的練習題：A 君的爸爸給了他1000元，A 君用這1000元買了一雙球鞋，此舉的機會成本是什麼？標準答案是1000元。我舉手問：「根據定義，他的 opportunity cost 應該不是1000元，而是使用那1000元的 highest-valued option forgone 吧？」蕭老師突然拍案而起，對我驚為天人：「即使教 A-Level，我都從未見過對 opportunity cost 思考這麼深入的學生！」我當時覺得自己只是在「捉子蝨」，不明白蕭老師為何這麼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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