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近年較之前動盪，究其原因，是社會中有好些深層次矛盾尚未化解。矛盾之一是貧富差距巨大，而且近年社會向上流動性似有減弱。不論事實上這是真是假，只要社會很多人相信便夠了。他們若相信，又感到自己在社會階梯上難以晉升，沒有不滿才怪。
對這類問題我只會用數據說話。香港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的確很高，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住戶（不是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若不作任何調整，高達0.537。不過，調整是必須的，否則便有誤導性。有些住戶只有一人，有些則有多位成員，把每一戶都一視同仁，收入都等量齊觀，豈會沒有問題？有近半港人住公屋居屋，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福利，計算收入時，也應把這些福利補貼考慮在內；也有些住戶成員都是已退休人士，他們沒有收入，但不一定貧窮。
貧富懸殊 並無惡化
政府統計處2012年公布了一份報告，對基尼系數作出了一些調整，他們發現，若扣除了沒有經濟活動的住戶（主要是退休長者）及計算及住戶所要負擔的稅及所得到的福利後，2001年的基尼系數是0.436，2011年則不但沒有上升，還跌至0.430，反映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但並無惡化。用其他方法作調整，大致也可得到接近的結論。
至於社會流動性，我過去也曾用不同方法量度，近年比起90年代，上流性是慢了，其原因很簡單，香港的經濟增長早已大幅放緩。從1997至2013年，人均名義 GDP 只是上升了39.5%，同一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了22%（我不用 GDP 平減物價指數而用 CPI，因為這更貼近人民生活所面對的物價），這等於在這段時間內在扣除通脹後人均實質 GDP 平均每年只增長0.8%。在如此慢的經濟增長下，很多人的生活都難以改善，甚至會有下降（CPI 尚未包含樓價升幅）趨勢，社會又哪有多少新的機會可以湧現出來，供人民往上流動？
在港英年代，香港的基尼系數其實與今天相若，貧富懸殊一樣嚴重，但為什麼怨氣又似不及今天？我們要注意，當時香港仍處經濟較高增長期，起碼人均名義 GDP 平均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上升，人民容易感覺良好。這有如騎一輛自行車，速度快車便不會傾側，慢則跌倒。
90年代與今天都是貧富懸殊，本應都出事，但當年人民可以企盼收入低時總也會有盡頭，因為上升的機會不少也！若要自行車不傾側，有兩種方法，一是車跑得快，二是騎車者雙腳踏地把車平衡。同樣道理，要人民沒有怨氣，一是經濟增長快，那麼貧富不均問題便不大，二是收入分配均勻，就算經濟停滯，大家均貧，也無法怨懟。
要化解貧富不均帶來的怨氣，想方設法推動經濟增長是一種合理方法，但經濟增長不是要推高便推高到，另一方向是研究如何減少不均，這便需要我們更深入了解收入不均的原因。這方面的理論如恒河沙數，這裏只談三套我認為值得注意的。
理論一
第一套是近月甚受重視的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所提到的理論（不應譯作「資本」，而應譯作「財富」，但中信出版社的中文譯本從俗，已把它譯作「資本」）。皮凱提力證投資回報率r高於經濟增長率g，這意味着擁有資本的人，財富與收入長遠都可跑贏提供勞動力的人，從而拉闊貧富差距。
若此說正確，要多些窮人脫貧的方法便是多鼓勵及幫助他們儲蓄投資（例如用香港強制金的辦法）從而得享高回報。不要說窮人不能提高儲蓄率，港人過去比今天的貧窮，世上亦有不少比香港窮得多的地方一樣有很多人願意節衣縮食保持高儲蓄，問題的關鍵在他們有無誘因去儲蓄，而主要的誘因是投資有無高回報。皮凱提認為大財團或大基金才有高回報，此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以皮凱提所引用的數據看來，連哈佛大學基金著名的高回報，在扣除通脹後，還稍遜恒生指數成分股的回報（見6月16日《信報》拙作）。
由此觀之，政府要做的是怎樣使到資金市場效率更高，收費減少，資訊更發達，使到願意承受不過份風險的普通小股民也能積累財富。
理論二
第二套是人力資本理論。 在經濟學所有的理論中，被定量驗證得最多的便是「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它是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找出入息與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及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的一條方程式。我估計基於世界各地不同的數據而估算過的入息函數，總會有萬次以上（我與我的學生過去也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做過幾十次不同的估算），所得的結果幾乎完全一致：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對一個人的入息有極顯著的正面作用。個別特別聰明、特別幸運、非常努力的人但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也有不少可以成為巨富，但平均而言，通過教育及工作經驗積累到的人力資本，還是有決定性的作用。
收入分布是否平均，很大程度取決於人民受教育的量和質的分布是否平均。在政策層面上，港府若要減低貧富懸殊，多投資在教育（現時教育投資佔 GDP 的比例，香港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地方之一），並且大力發展在職培訓。在個人的層面上，誰想改善未來的收入，便應更積極投資在自己身上，多吸納各種知識技能。
理論三
上述兩套說法，很多人都會十分熟悉，但近年經濟學界中出現了另一套關於貧富差距的論述，卻使我頗感訝異。沿着這套思路的論文不少，我在此只以勃達曼（Louis Putterman）與威爾（David Weil）2010年的一篇論文作代表。
這兩位仁兄發現，今天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其實跟1500 年我們的老祖宗有密切關係。他們首先量度了在1500年時，不同國家的經濟（用當時已進入農耕社會有多少年作準則）與政治（是否早已有跨部落的國家機器出現）的發展程度。他們的第一個發現，是1500 年時某國的經濟或政治發展水平愈高，今天該國的人均收入便愈可能更高。第二個發現是，自1500年以來，全球有多次的民族大遷移（例如移民到美洲）。今天的國家，若有更高比例的祖宗來自1500 年時較發達的地區，那麼今天這些國家的人民收入便較高。第三個發現是，一個國家人民的祖先來源若更多元化（即在1500年前屬於很多不同類型的國家），那麼今天該國的人民收入會受到正面影響。第四，我們的祖先若來自更多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今天我們的收入分布便愈不平均。
不同特性 影響後代
這篇論文的結論是基於大量歷史及今天的數據而獲得，但論文並無提供詳細的理論去解釋這些發現。不過，他們也有提出一些合理的猜測，從相對先進的國家移民到其他地方的老祖宗，他們一般也會把較先進的人力資本與管治及生產經驗帶到別處，從而影響他們落腳之地的經濟，只是我們不一定想得到，這些影響可以維持這麼長的時間，歷久不衰。
但這些發現也稍帶上宿命論的意味，我們今天收入的高低或貧富差距，豈非受到500年前的情況所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是否早已被安排？
我們不用否定別人用嚴謹數據找出來的事實，但我們也不用就此認命。香港本來便是一個移民城市，祖先是原居民的只佔極低比例，大部分港人兩三代以前的祖宗都不在香港出生，不同年代來港的，可能帶着不同的性格、工作態度與價值觀，有些是敢於冒險進取的，有些願意勤奮工作，有些也以領取福利為權利。這些不同的特性，可能對他們孕育的後代有不同的影響， 從而也造成收入的不同。但我們既然知道祖宗或家庭影響着我們的命運，是否便不能抗命？這裏所說的抗命，不是指違抗命令，而是指抗拒命運，自己積極地為自己命運作安排。
多個星期前在網上聽到一個出身基層的內地女孩在演講比賽中的演說。這位現時是北大研究生的女孩說，根據資料，大約每六至七名像她這般出身的人才有一人可以打破障礙，在社會中上升到新的階梯，但她認為這絕不應成為接受命運不思進取的藉口。若不努力，永不會成功；若不放棄，起碼有成功的機會。她是很有見地的人，我十分讚賞她的不認命的精神。
競爭能力 必須提高
抗拒命運的精神雖然可貴，我們總也要搞清楚自己所做的是否必會徒勞無功，甚至因走錯路或方法不對而使自己離開目標更遠。在香港，我們若不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沉淪認命的話，在經濟及政治上都應冷靜地選對道路。克林頓競選總統時靠這句口號勝出：「笨蛋，這是經濟！」很多政治上的問題源自經濟，港人為了自己應重建以知識與能力為基礎的競爭力，過度花費時間在一些自我中心的政治爭拗上有害無益。沒有大量有競爭力的港人，香港的經濟便上不去，社會流動只會更減慢，貧富不均也無從化解。
在政治上， 爭取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是對的，我過去已多次對此有論述，今天的立法會已成為多種小圈子利益集團的競逐之地，多數港人已不再對它存厚望。行政長官若是有一、兩百萬以上的票選出，便有民意授權，可重振行政主導的地位，若不如此，任由香港泛政治化，無人敢做實事，香港的發展及化解貧富差距的努力，都不會有什麼實質效果。
但可惜，香港不少政客口講民主普選，但卻總要附加上一些不切實際的條件才自稱是所謂的「真普選」，他們很可能是葉公好龍之輩，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並不符合這些人的政治利益。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