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日前，阿根廷新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在達沃斯向全球政界和商界精英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講，抨擊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是對人類福祉和西方社會的威脅。在他作為總統首次出訪中，這位自稱為「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阿根廷領導人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猛烈地抨擊了「社會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
他在講話中特別聚焦外界近幾十年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尤其是資本主義會導致市場失敗的說法，明確指出「沒有市場失敗」，而只有政府的失敗，即國家干預的失敗。他還稱贊企業家是英雄。米萊警告稱，「西方正處於危險之中，因為那些本應捍衛西方價值觀的人卻被一種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主義大行其道而導致貧困的世界觀所拉攏」。他還宣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解決貧困的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問題在於：智利已經釀成新自由主義的悲劇了，米萊的阿根廷會變成另一個悲劇嗎？
米萊慷慨激昂的發言就像一枚炸彈，激起了各方面不同但同樣劇烈的反應。資本圈自然是拍手叫好，美國企業家馬斯克也在旗下的X平台賬號上發表意見，形容米萊的發言「太刺激了」。而西方政府則不以為然，認為米萊只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不可思議的迷戀者」。
意料之中但又出乎意料的是，米萊的講話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網上盛傳着他的言論和思想，有人把米萊看做是「奧地利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不少人認為，對米萊的最佳理解是，他是一位有原則的自由主義者。而且，他們的觀點也是有依據的。畢竟，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其策略植根於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宣揚的奧地利學派方法論。
但是，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米萊是拉美奇蹟的一個開始？或者是另一失敗的開始？
米萊認為，人們將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成為「失敗國家」歸咎於市場是不妥當的，他堅信市場失敗不存在，失敗是國家干預造成的。這讓人想起當年英國的戴卓爾競選首相時振振有詞的演講，「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問題的根源」。撒切爾也被捧為西方的英雄，但終究還是沒能拯救英國。
世界範圍內，有人憎恨新自由主義，有人把新自由主義神聖化，形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西方市場經濟的歷史有過沉痛的經驗教訓，而拉美國家再次走向兩個極端的事實也只不過是西方實踐的一個折射。我們只有從大歷史來看，才能理解西方的市場是怎麼發展到今天的，又會如何走向未來。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興衰
西方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近代的產物。從理論脈絡來看，儘管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被視為是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但實際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自由主義鼻祖、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描述了一種「自然社會」形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所發生的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只有暴力，沒有和平。根據這一「自然狀態」理論，如果只強調市場的作用而沒有政府的作用，那麼市場內部就有大小和強弱之分，從而導致秩序缺失下的紛爭不絕。霍布斯因此強調，任何人必須讓渡權力，以組成政府來調和分歧。對霍布斯來說，秩序與穩定是擺在第一位的。這也為後來的自由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來源。
霍布斯之後的偉大自由主義者要數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nh Loke）。在洛克所處的時代，西方資本快速積累成長，洛克因此提倡有限政府。他在《政府論》中主張，政府並不是財產權利的唯一來源，也不能夠隨意挪用個人的財產。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標是保護財產權利，財產必然是先於政府存在並且完全獨立的。隨着資本的力量不斷增長，資本要限制政府對資本的干預，因而強調私有產權，這才有了自由主義後續的發展。
延續洛克的思想，反映在經濟上，才有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論。從霍布斯到洛克再到亞當·斯密，以及後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這些觀念與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也都沒有完全否定或者反對政府的作用，所強調的只是政府和資本之間的邊界。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才開始否定政府的作用。
如果說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石是財產權的私有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其信條，那麼西方也發展出了另外一端的經濟學。法國啓蒙運動中，哲學家盧梭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惡歸之於私有制。這一思路後來被馬克思所承繼。卡爾·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是資本主導、強勢鎮壓勞工的時代，只有資本的自由，而沒有勞工的自由。映射到文學上，就成了如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對現實的控訴。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便是對資本自由的反動。
為應對這些危機，西方世界主要採取了兩條路線：一是革命，主張消滅私有制，通過暴力推翻「舊世界」，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大同社會；二是通過改革，建立福利社會。前者表現為蘇俄革命，而西歐社會則選擇了後者。福利社會是資本向社會妥協的結果，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當時的「第三條道路」，既不是原來的原始資本主義模式，也非蘇聯模式。蘇聯模式發生在經濟較落後的國家，而福利社會模式發生在經濟較發達的國家。
我們可以把福利社會視為原始資本主義制度和公有制制度的中間選擇，即「第三條道路」。這是走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政治經濟理念的概稱。其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也不主張純粹的社會主義，主張在兩者之間取折中方案。不過，我們也不能把「第三條道路」簡單理解成為「中間路線」，因為它不僅僅是走在中間，或只是一種妥協或混合的東西，提倡者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不足之處，所以偏向哪一端都不好，要努力糅合雙方主義的優點以補全彼此的不足。
凱恩斯主義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二戰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西方主要國家開始實行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凱恩斯主義對西方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會的大擴張。隨着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會的中產階層迅速擴大，中產階層成為西方民主穩定的社會基礎。同時，凱恩斯主義也導致了西方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及與之相關聯的官僚機構的大擴張。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遭遇石油危機，西方社會普遍陷入經濟滯脹狀態，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這直接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哈耶克所提倡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開始廣受歡迎。在實踐層面，20世紀80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提倡經濟私有化、放鬆金融管制、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稱供給側革命。戴卓爾和列根革命就是這一經濟理念的現實體現，給西方經濟注入了極強的發展動力。新自由主義給西方帶來了數十年的繁榮，但也造成了始於2007至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為拯救經濟危機，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政府開始大力干預經濟。米萊所猛烈攻擊的便是西方的福利主義和今天在美國興起的美式國家資本主義。米萊的演講無疑是一篇政治檄文，正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一篇政治檄文。
米萊現象不是首演 阿根廷在走智利的老路
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來，西方一直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找適應時代命題的經濟制度安排，其中左右搖擺反復，不斷湧現出新的解決方案。在思想層面，如果說私有產權被新自由主義神聖化了，那麼與之相反，盧梭認為私有制是罪惡的根源。在實踐層面，西方國家大都承認政府干預的作用，着眼於政府跟社會如何均衡的問題。也就是說，西方發達經濟體一直在追求一個更合理的經濟制度安排。在「消滅私有制」的蘇聯模式解體之後，今天沒有人會想象一個完全公有制的經濟形態。人們所爭論的只是政府干預多少的問題。
米萊提出的拯救阿根廷的經濟方案，代表了另外一個極端，即一個「無政府干預」的極端，把極右的光譜繼續往右拓展。這在拉美的環境中並不難理解。長期以來，拉美國家悲劇就在於被極左和極右的模式來回拉扯。在米萊以前，前智利總統皮諾切特的實踐已經是舉世聞名的失敗案例。那時，以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經濟學家為核心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或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指導了智利新自由主義實驗的開展。智利進行了以私有制為核心的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新自由主義並不自由。相反，資本所得到的自由是以軍政府鎮壓了勞工運動、犧牲勞工自由為前提的。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實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政府用暴力從勞工的自由（左派所爭取的）轉移成為資本的自由（右派所爭取的）。皮諾切特對勞工的鎮壓使得這場新自由主義實驗走向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米萊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拉美歷史上的第二次向右急轉了，可謂「重蹈覆轍」。米萊認為，國家不需要政府，就連西方發達經濟體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場、傳統的干預他都不能接受。從大歷史看，這更有可能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
此外，米萊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誰的資本」？學術界和政策界在分析拉美陷阱的時候，經常討論「依附論」。儘管拉美對美國資本一直具有高度依附性，拉美也給予了美國資本以自由，但是，美國資本並未對拉美國家予以回報。就算如米萊所言，允許資本自由運作，但是給本國資本以自由還是外國資本以自由呢？這也是一個問題——因為資本具有國家屬性。包括皮諾切特在內的拉美政治人物都改變不了拉美依附美國的現實。儘管拉美國家在很長時間里實踐進口替代戰略，旨在擺脫對西方的依賴，但最終都失敗了。
米萊現象並非空穴來風。在經濟理念層面，除了如今在阿根廷流行的、始於里根撒切爾革命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失敗論」也是最近這幾年流行的學說。這種思想在「市場萬能論」基礎上更進一步，把國家制度渲染成經濟發展失敗的根源。但是，「國家失敗論」並不能在實踐層面站穩腳跟。當前，美國與歐盟等經濟體重新回到產業政策的傳統上來，恰恰是從政策上給基於制度決定論之上的「國家失敗論」釜底抽薪。
米萊提出的「藥方」在西方引起熱議，但為什麼中國的輿論場也引起了那麼多的「回響」？米萊提出的主張在西方已經歷了失敗，國內的一些人為什麼要跟着起哄？
必須指出的是，如前所述，西方經濟思想光譜存在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從霍布斯、亞當·斯密發展到哈耶克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第二條路線是從盧梭、馬克思主義到當今左派的經濟思想。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反動，即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所說的「反向運動」。1945年以後，在凱恩斯主義「統治」西方的時代，哈耶克是「失聲」的。只有在里根-撒切爾革命之後，哈耶克的思想才有了「回響」。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芝加哥學派不再風靡，「佔領華爾街」運動也隨之在美國發生。經歷了金融危機後，哈耶克的主張在美國乃至今天的世界也已經不流行了。
如今的西方不再如以往那樣崇拜哈耶克，但對哈耶克思想的吹捧還是在中國盛行。何以至此？這種吹捧主要是出於受眾對其認定的現實的「反應」。吹捧哈耶克的中國受眾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太多。但是，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諷喻式崇拜也是毫無道理的。中國既不實行原教旨主義的極左經濟路線，也不奉行哈耶克主義的極右經濟路線。我們推動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面通過市場機制追求財富，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干預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也就是說，我們所採用的手段與這兩條路線都不一樣。
正如對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神聖化成為蘇聯的悲劇，對哈耶克的這種吹捧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悲劇。在理論層面，無論這種理論工具是原教旨主義的左派經濟思想，還是哈耶克主義的右派思想，我們只是在使用西方的理論工具來嵌套中國的實踐。一言以蔽之，這種「抄來抄去」的辦法並沒有直面問題，無法回答「中國之問」。中國的經濟學家到現在還沒有能夠提煉出中國自己的實踐經驗，以此作為指導中國經濟的理論依據。而要想發展能夠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經濟思想，就要求我們拋下對任何人的崇拜，回歸中國的實踐經驗。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確定中國的命題。
反對「米萊療法」不僅有思想依據，也有實踐支撐。米萊開出的藥方是要給予資本以自由，但不能在資本自由的同時不給予勞工自由。馬克思時代，馬克思認為國家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但隨着福利社會的發展，政府開始「中立化」，在資本與勞工兩邊進行協調。政府的這種協調功能一直是西方社會穩定的關鍵。今天西方出現的問題恰恰是因為西方政府的這種功能被大大弱化，尤其表現在西方各國無法通過政府干預而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收入財富差異過大，社會過度分化。
而米萊反其道而行之，把政府干預視為是西方問題的根源。這是在構建一個想象的烏托邦。他企圖構建一個「經濟上帝」，試圖使其受眾相信「市場萬能」。中國輿論場上的回響，實際上表明一部分人缺乏基於本土實踐的獨立思考。當然，這也表明，中國學界的確需要有緊迫感，建設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能夠解釋中國經濟、能夠確立中國經濟命題、能夠找到中國解決方案的經濟學。一個偉大的時代，應當出現偉大的思想。我們不能僅僅跟着起哄，而沒有自己的思考。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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