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坊間熱話是香港是否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看這問題，首忌妄自菲薄；反之，次忌掩耳盜鈴。妄自菲薄者，必須認清有多少因素是受我們控制的，有多少因素是我們沒有能力影響的。掩耳盜鈴者，拒絕接受改變了的現實。很多人閱讀經濟時，都戴上政治有色眼鏡，選擇性接收他們希望接收到的信息，擁護政府的，喜歡聽喜不聽憂；反對派的（縱使只是心底裏）卻永遠找機會唱衰香港。二者都不夠客觀。
英國智庫機構Z/Yen出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 GFCI），認受性頗高。指數根據商業環境、金融業發展、基礎設施、人力資本、信譽等5個因素評分。今年9 月公布的2023 年指數，首5名和評分，分別是紐約（763）、倫敦（744） 、新加坡（742）、香港 （741）和三藩市（735）。排名和去年相若。
疫情之後加上政治爭拗，全球化都在開倒車，金融業也不例外，試看這一次GFCI 的評分，紐約一枝獨秀，「倫新港」分數非常接近，反映出紐約受惠於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是其他依賴跨國活動的金融城市享受不到的。
世界主要交易所均面對IPO萎縮
另一個備受傳媒關注的數據是新股上市的集資額。2023年快將走到盡頭，香港IPO融資額估計會見20年新低。IPO市場萎縮，世界主要的交易所都面對同樣問題。但香港的問題，有多少是外圍因素，有多少是自身因素，不容易說得清楚。今年的IPO超過九成是內地企業，外資對投資中國企業熱情不比從前，這當中又有多少是香港可以控制或改變得了的呢？
另外一個例子，債券融資。受內房債崩盤影響，香港發行美元債進入冰河時期，但香港又有什麼能力可以阻止內地樓市的頹勢呢？
至於「遺址」之說，金融市場和環球政經形勢都是動態的，我們不應該停留在緬懷過去。况且， 改變往往帶來新的機會。香港開埠近200 年，經歷過不同時期的挑戰。二次大戰前的香港、新中國成立後的香港、韓戰時的香港、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的香港，和今天中國崛起後加上中美對峙下的香港，角色和機遇都有很大的分別。
司法獨立在外國投資者眼中非常重要
我覺得要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關鍵是要得到祖國的支持。北京必須認識到在美國圍堵之下，國家更需要香港這一對外窗口。在一些敏感問題上，有時要考慮外國投資者的看法，切實執行一國兩制，例如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在外國的投資者眼中便非常重要。
香港背靠祖國這碗飯，是吃硬了。但如果什麼條件都跟足上海，大概便應了朱鎔基前總理的一句：上海是紐約，香港是多倫多。人才、資金、技術……今天香港可以賣的東西已經不多，法制仍然是我們的「differentiation factor」。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