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中國外長王毅在訪美期間會晤美國總統拜登、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等人，為中美兩國元首的三藩市峰會作好最後準備；白宮亦已宣布，總統拜登將在三藩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現在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因素能夠阻礙兩國元首會晤。
《明報》社評已指出，每當中美關係有止跌回穩迹象，或拜登政府要求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便會有人製造事端煽風點火，妨礙中美對話──今年初鬧出了氣球風波，現在則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數名議員共同提出法案，要求擴大制裁香港官員名單，當中包括一批檢控官及《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
香港又何嘗不是這樣？每逢中美關係一有緩和迹象，便會怪事頻生。上周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炮轟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擔任同樂運動會的主禮嘉賓，聲言她須先辭去行會召集人再赴會，並突然把事件提升至國安層面。幸好日前風波已降溫，運動會亦得以順利舉行。假如這次何君堯一舉得手，便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極左保守勢力用來肅清異己的「整風運動」，且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社會價值急速左傾，到時候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加強民間交流或發揮橋樑作用，便無從說起。這種事在中美兩國均釋出透過香港加強交流與合作的積極信號下發生，實在是匪夷所思。
中美關係與國際體系的重疊和複雜性
對於即將來臨的習拜會，我們必須有清晰的認知：今後中美關係的本質，除非兩國爆發戰爭，否則再不能單以「是戰是和」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解讀——這實際上也是造成兩國朝野與外界無數誤判的主因之一。
沒錯，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缺乏明確目標，他與他的官員經常掛在嘴邊的「美國準備與中國競爭，但不尋求衝突或對抗」也的確很虛；但這些狀况與認知，正是現實的局限與模糊性之下的產物，不容人們隨意將之絕對化或清晰化。因此，經過了之前多次缺乏實際成果的習拜通話與會晤之後，目前兩國首先要建立一套能夠容納和解釋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及模糊性的新概念新範式。以往中國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可說是一次積極嘗試。
具體來說，中美關係固然有其自身的複雜性，但更複雜的在於兩國關係又同時牽涉到整個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及其存續：目前的國際體系是美國秩序下的產物，該體系對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今天美國對是否繼續維持該體系，卻顯得模稜兩可；另一邊廂，中國希望推倒美國秩序，不過自己又無法建立與維持一個國際體系，它甚至需要目前的體系才得以生存和保持繁榮。因此，中美這等大國之間互相競爭，本來是最自然不過，卻會危及世界上許多人賴以生存但日趨脆弱的國際體系，當中尤其會影響到全球貿易、全球衛生、氣候變化等議題，其後果連中美兩國自己都承受不了。
中美關係新範式的最後嘗試
所以之前當中美經濟脫鈎論甚囂塵上的時候，歐洲便跑出來主張去風險化（de-risk）——它禁不起脫鈎的影響。而美國也無法一意孤行，不顧其盟友自行與中國脫鈎，最後也採納了歐洲的意見，共同實行與中國去風險化。另一方面，目前中美之間固然有管控分歧、促進共識的需要，唯兩國還是同意在環境、氣候變化等方面先展開合作。這些都是屬於國際體系層面的議題，不存在所謂美國方案或中國方案，需要兩國及各國共同合作，因而也成為了兩國關係的磨合點。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即使美國大選明年舉行，中美兩國都清楚白宮可能易主，反華情緒也必將加劇，當中變數甚多，但雙方仍堅持舉行習拜會，可見雙方對恢復對話及緩和關係有極大需要，無法再接受不斷受到各種事態發展的支配，而且兩國都不能承受脫鈎及國際體系繼續崩解的風險，令這次習拜會可能成為中美關係建立新範式的最後嘗試。
「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下的香港
上周，中美多領域交流機制重啟，第五屆中美友城大會在蘇州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大會致信表示，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較早前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接受專訪時亦表示，「我們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我知道中國政府也在努力，就是加強（兩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毫無疑問，在中美共識下的「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給予了香港一個新框架、新角色、新空間。
上月訪華的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第一站選擇了香港，展示出香港在加強民間及地方層面交流的莫大可能性。紐森訪港期間出席港大對談活動，港大隨即宣布明年起舉辦一年一度中國加州灣區氣候論壇——這中間已包含了中美合作、三藩市灣區和大灣區的合作、氣候變化等概念與合作範疇，跳出了一貫的金融領域以至港美關係的領域。在「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之下，這種新嘗試足以賦予香港一個新維度，有助恢復及擴大香港的門戶角色與國際性，為香港擺脫「後國安法時代」的困局帶來契機。
「四個必須」的階段性解讀
最後，我們有必要回到習近平主席的「四個必須」。「四個必須」包括：第一，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今天看來，「四個必須」除了顯示其重要性之外，亦顯示出四者之間的先決條件關係，以至階段性的關係。
理論顯示，必須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才有條件促成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須相統一，才有條件出現具真正意義的「愛國者治港」，能夠同時維護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現在「愛國者治港」逐步得到落實，並且在中美關係回穩下，重新展示出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的可能性與潛力，可見條件已開始完備，可進入最後階段，聚焦於如何保持及擴大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這一點之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