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陸遊《避暑漫抄》記載，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趙匡胤「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此後，每逢新帝登基，必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然後由皇帝親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
皇帝立下毒誓 為了廣開言路
碑中「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世將此碑稱為「太祖誓碑」，傳為佳話。皇帝為了廣開言路，不惜立下毒誓，可謂史無前例。有不少史書認為此碑確實存在，例如：
《宋史·曹勛傳》云：「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揮麈後錄》云：「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三朝北盟會編》云：「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輒易。」
不過，「太祖誓碑」實物已不可考，故宋太祖是否曾發誓不殺士大夫尚難斷定，唯太祖在歷代帝王中，確實頗為優禮士人，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則是事實，故後世對此頗為推崇。據司馬光《涑水紀聞》記載，宋太祖有一次正在後花園中用彈弓打雀取樂，有大臣稱有急事求見，宋太祖立即召見。孰料這個大臣奏報的都是一些平常之事，太祖甚覺掃興，遂質問大臣為何小題大做，掃了他的雅興。大臣說：「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宋太祖聞言大怒，用手中的柱斧柄打落了他兩顆門牙。大臣拾起牙齒揣入懷中，宋太祖見了更加憤怒，問：「汝懷齒欲訟我耶？」他說：「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太祖聞言，怒氣頓消，當即賜以金帛以示歉意。宋太祖雖然以禮待文臣著稱，但脾氣再好的人，當了皇帝也會有脾氣，宋太祖也未能免俗，一言不合就打掉了大臣兩顆牙齒。但他害怕史官春秋之筆，載其過錯，故能及時醒悟，以賞代罰。為君者能知錯就改，向大臣道歉，實屬難得，應予肯定。事實上，宋朝諸帝一般對大臣是相當優容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呂大防奉命為哲宗講授「祖宗之法」時說：「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斥，此寬仁之法也」。
宋太祖不殺士大夫？
那麼，宋太祖真的不殺士大夫嗎？細考史實，他並非不殺士大夫。在《宋史‧太祖本紀》裏，就記載了不少殺士大夫的事例。如乾德四年（966）五月甲戌，「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八月庚戌，「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為宰相趙普陷，以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郭圮為光祿少卿，職掌皇室的酒宴膳事，顯係文官，但卻因貪污而被斬首示眾。其餘三人也是擔任文職，馮瓚還屢受趙匡胤表彰。唯因趙普嫉恨，本來也要處死，後來雖被赦免死罪，但三人仍被流放到荒無人煙的沙門島，即使皇帝推恩時也不能還鄉，其實質與判處死刑無甚區別。因此，宋太祖雖然優禮文士，但卻並非完全不殺士大夫。
在皇權專制的時代，皇帝與士大夫之間的關係是尊卑分明的，皇帝需要士大夫協助其治理天下，士大夫需要迎合皇帝獲得功名利祿。不少皇帝對士大夫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需要利用其才智時，皇帝可以對士大夫優禮有加，一旦皇帝認為該士大夫拂逆聖意，或功高震主，或出於維護政權利益的需要，皇帝可以隨時將其棄如敝屣，甚至將其誅殺。
作者簡介：
馮天樂，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文學碩士（優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顧問、海濱文化導賞會榮譽顧問、中國文化研究院「燦爛的中國文明」專題作者、香港電台節目《講東講西》客席主持、《協進之聲》編委。馮博士曾主持香港電台節目《中國點點點：閱讀中國》、新城電台節目《大中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