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世界地緣政治波譎雲詭，俄烏戰爭未平，中東烽煙再起。在中美激烈博弈下，香港以往聯通中西的角色備受挑戰。灼見名家將於10月27日舉行周年論壇暨九周年慶典，邀請多位星級嘉賓以國際關係及香港機遇為題發表演講，為提升本港競爭力出謀獻策，本社並將部分講者的專訪文章按日見刊。
中美大國博弈，香港身陷前所未有的政治漩渦，加上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令港府施政步步維艱。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顧問（公共行政）張炳良教授近日在報章撰文，深入分析地緣政治和新冠疫情如何影響香港的發展步履。他接受本社專訪，進一步探討港府怎樣尋找和實踐突破困境之道。
香港以往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左右逢源，承受了不少發展機遇，但自2018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向華發起貿易戰，中美關係急轉直下，至現任總統拜登聯同盟友更祭出「小院高牆」新戰略，全方位打壓中國高科技領域，加上內地社會對香港持有戒心而頒布《港區國安法》，令人才和資金近年逐步流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已落後新加坡，被擠出三甲。
港官不擅商業運作屢吃虧
坊間常比較星港兩地政策異同，但鮮有談及施政思維和大局觀念。張炳良教授認為，香港在政策想像力上不輸新加坡，但到落實時往往徒勞無功，成功例子寥寥可數，這源於政府長期以來欠缺商業運作概念，無法將各種要素整合起來，亦缺乏大局觀念和風險評估。
他提到，當2008年金融海嘯重挫新加坡時，政府為了展示國家軟實力，決意引入國際級的一級方程式賽車大獎賽，短短10多年間，累計吸引了全球超過50萬遊客到訪，創造逾15億新加坡元收益。反觀香港，雖然回歸後港府早已決定發展西九文化區，希望打造成亞洲最大的展覽及表演場地，促進旅遊業發展。但他指出，概念具有創意和遠見，可惜受一連串事件疊加影響，西九延宕近20年才落成，令香港經濟「無法飲到頭啖湯」。
他解釋，主因在於政府官員深受積極不干預政策影響，原來打算依慣例外判予私人發展商設計及發展，但遭質疑是官商勾結，被迫改由政府主導，但因為官員不擅商業操作，管理局主事人更換頻繁，而期間所進行全民諮詢，意見多來自文化藝術界，但有關商業模式的卻乏善可陳，再加上原定2015年啟用的西九高鐵站因工程超支延誤至2018年才落成，整個項目發展曠日持久，期內深圳、上海等城市已冒升起來，香港則逐漸失去優勢。
疫後旅遊業復常，啟德郵輪碼頭的交通和購物配套為人詬病，又是一明證。張炳良提到，當初內地港口未如香港般發達，政府一心構思興建新郵輪碼頭，希望搶佔亞太區豪華郵輪業市場，帶動各項產業發展，唯官員以一貫手法外判，當業者管理不善，港府亦未能善後。他直言，「香港官僚過分依賴市場提供解決方案，欠缺商業談判技巧，以至在談判桌上十分吃虧。」
他進一步指出，政府也沒有做好風險評估，有時「高層拍拍腦袋，計劃就要去馬」，有時花了錢卻達不到效果。他提醒，政策討論不能急就章，如夜市經濟不能靠政府主導，背後有更深層原因。相較之下，新加坡的動作卻是準而勇。
失去搏殺精神 國際化形象褪色
當經濟建設跟不上時代步伐，政治爭議不斷，香港與內地官員的關係都發生微妙的轉變。張回憶任職局長時，有感內地官員十分欣賞香港，例如深圳參照中環來打造前海深港合作區，甚至使用繁體字路牌。「深圳、廣州一直想靠近香港發展，但香港一直不理不睬。今日政治情勢轉變了，官員可能處處揣摩上意，進一步失去了主動性。」
政府施政因循，他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過去數十年金融業發展處於好景，令香港社會日益富裕，卻失去了「搏殺」的精神。近年美國刻意孤立中國，以往看好中國而落戶香港的跨國企業和投資銀行，部分被新加坡搶走了，留下的都是內地企業。他形容，香港目前處於「形象困惑模糊」，部分外國人懷疑香港的城市或市場是否如從前般自由、是否日受政治控制令多元包容收縮等，都令香港的國際化逐漸變質。
經濟與政治因素環環緊扣，張炳良認為，香港人才和資金外流，在於不少人認為本港政治限制比新加坡多，尤其是在《國安法》落實之後。「本來各地均有國家安全法，並非一個問題，分別在於別人不會每天都警誡市民有國安法，好像有把刀在頭上。」對不熟識亞洲的人而言，國際媒體和政府便是主要資訊來源。當澳洲、美國等地發出旅遊警示，形容港府會隨意詮譯法律時，便會形成負面形象，對香港不利。他提醒政府要小心處理這些問題，處理本地政治問題，也需要有大局觀念，顧及海外形象。
他重申，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民眾要能預測執法和政策走向，給予穩定的投資環境，國際投資者才會繼續投資香港。而且，輸入人才雖是大勢所趨，但不要低估人才流失的嚴重性。「當中許多都是青壯之年，而且掌握本地情況。加上，政府若連人才都留不住，外界怎樣看？」他直言，用錢不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重塑大局觀念 經營對外關係
但逆境並非不能突破，而且金融仍然是香港的名片，地位也並未受內地質疑。他估計未來8至10年的地緣政治局勢仍然十分緊張，在此形勢香港在金融上反而有發揮空間，所以要善用一國兩制，在融合國家發展時，保持與世界的連繫，尤其是北美洲。他覺得，內地經濟規模相當於整個歐洲，「這是一份禮物，但也令我們疏於考慮其他可能」，如果只依靠內地，處處仍然等待中央指示，無形中便會落後。
他回顧港英年代的政府，大局觀念沒有那麼狹窄，但後來整個社會討論愈來愈內向，認為面對新局面、新競爭者，香港不應依循舊有方向。張炳良認同開拓東盟及中東市場的遠景，但警告不是單單靠舉辦展覽、派員交流就可以。他覺得，香港發展外貿關係的困難，在於沒有除關稅以外的特殊優惠，以及過去從不投資搞好對外關係。
例如2010年代以前，港府只有在新加坡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主管整個東南亞，卻忽略了泰國、印尼等人口大國以及中東國家。相反，新加坡從不會選擇性地建立領事館，而且早於2000年代已開始經營與中東的關係，提倡「伊斯蘭經濟」概念，以及在大學成立相關研究中心。香港卻一直沒有培育這類對國際政治敏感的人才，日後應該投放更多資源，雖然不會立竿見影，但有無形得益。
美國須接受中國不會倒下來
香港發展與中美關係前景緊扣，張炳良分析，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未必出於歪心，而是因為立國歷史太短，不了解中國如何調整意識形態來實踐現代化，加上共產黨執政被視為邪惡和霸道，但他認為最終美國需要接受，中國不會倒下來的事實，以及應該以平常心看待中方處事手法；中國也要放棄鼓吹「東升西降」的論調，實事求是與美國交流。
他認為，過去全球經濟均處於泡沫化，雖然中國樓價飆升後面臨債務危機，但不代表中國經濟會一沉不起。政治方面，美國渲染中國要改變整個世界秩序，但據觀察所得，中國只是認為現在晉升了大國之列，希望有更多發言權，而不是有意推翻原有秩序。
籲學生看歷史趨勢對未來抱信心
回到香港，政治爭論深深影響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思維。有年輕人選擇躺平，有年輕人選擇移民，對未來感到悲觀。他寄語學生要看歷史趨勢，不要太短視。既然年紀尚輕，未來就有更多機會，比年長一代應該更有信心。「回顧中國歷史，混亂的年代裏，文化卻興起。如宋朝軍事積弱，但文化發展好，長遠也有意義。」
長遠而言，張炳良對香港發展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他建議年輕人留港發展，相反，離開到外國絕對幫不了香港。
張炳良簡介：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顧問（公共行政），於2008至2012年間出任香港教育學院（亦即教大前身）校長。在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間，獲委任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及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一向積極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05至2012年）、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2007至2017年）、立法局議員及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1995至1997年）等公職。
世界地緣政治演變對香港的挑戰系列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