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處於大變革的動蕩時期，出現了群星閃爍的諸子百家，據《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記載諸子實有千家以上。到漢初武帝以後，儒家地位上升，百家爭鳴的時代結束，儒家一直得到官方扶持以建立統一的封建思想，其地位經兩千餘年而不變。道家以法天地、無為、清虛、逍遙，在體用間指出人應有其獨主自存的自由而不受意識形態的朿縛，因而成為歷代文人雅士逃離殘酷現實的烏托邦。
魏晉風流
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動蕩沿於漢、胡種族間長期累積的矛盾與仇恨，也關係到門閥貴族制度的問題，他們是政治、經濟的特權者。但在動亂不安的年代，魏晉士人開始追尋精神上的卓異，炫耀才華；擺脫禮法的束縛和矯飾，坦露人性中的純真。如阮藉訪孫登未果，無奈長嘯而退，半途時聽到孫登的長嘯，便欣然大喜。又如王徽之大雪之夜想起友人戴逵，便連夜坐小船到戴家去，船走了一夜，天剛亮時到了戴家門前，又原路回家。僕人問他，他說：「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政治昏暗
然而政治的昏暗又制肘了門閥貴族的人生，王獻之才華、風度、氣質均為一時之冠，與表姐郗道茂青梅竹馬，婚後也十分恩愛。但因簡文帝女兒新安公主愛王獻之而要獻之休妻再娶。在獻之死前，道家問獻之有何得失，獻之應曰：「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嵇康家境富裕、容姿俊美、才華出眾，官拜郎中、中散大夫，但因觀點與司馬政權不合，又因冷落了司隸校尉鍾會，鍾會進讒，謂嵇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勸司馬昭殺了嵇康。據說嵇康臨刑前曾有三千太學生聯名請命，不果。臨刑前從容彈奏一曲《廣陵散》，並謂「《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死時才40歲。
書法的繁榮
就是這個「華麗的黑暗時代」，再一次迎上輝煌燦爛的文化發展，玄學、宗教、文學、史學、書法、繪畫、彫刻……都有劃時代的成就。從漢隸而章草、行、草到楷書，都在這時成形，把中國書法的璀璨定格於此。楷書的鍾繇、草聖張芝、衞瓘、衞恒、章草索靖、還有二王的羲之、獻之。這個時期勒碑刻銘十分流行，著名的如谷朗碑、鄭文公碑、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等。魏碑書體以楷書為主，多從隸書演變而來，勁健莊茂，而鍾繇、羲之與南朝士大夫則以筆法跳越、意態奇逸見稱，「南書溫雅、北書雄健」是清人劉熙載的評論。
蘭亭的真假
現存可見，王羲之能楷、能行、能草，楷書存世可知的有樂毅論、黃庭經、孝女曹娥碑、東方朔像讚（傳為王羲之書），行書只見《蘭亭集序》，其餘多為草書或行草的尺牘。《大唐三藏聖教序》是懷仁集字而成，非王親書。修褉原是古代沐浴除災祈福的習俗，王羲之50歲時約了40多位軍政高官在會稽山陰城的蘭亭曲水流觴、脱下政治的煩瑣，飲酒、會詩、觀山、樂水，羲之乘酒興以鼠鬚筆、蠶繭紙寫成序文，據說酒醒後再寫，已無一能及。羲之存世的行書就只見蘭亭一本，既然懷仁能集羲之行書成《大唐三藏聖教序》，想當時應有很多羲之的行書作品；南朝梁武帝取王羲之寫的一千字，令其子侄學習書法，但因雜亂無章，便命周興嗣編成千字文，可見當時羲之的行書甚為流行。清代書法、文學家阮元、李文田、包世臣、近人郭沬若等均曾質疑蘭亭的真偽，郭沬若是從羲之的叔兄弟王興之夫婦墓誌及謝鯤墓誌出土與與蘭亭序用筆有異，且蘭亭後半段文字論調悲觀，與羲之思想不合而提出辯證，並認為是羲之七世孫智永所書，這說法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曾引起不少的迴響。但東晉士人以尺牘作為展示風流的藝術，對碑誌的書法不屑一顧，且碑刻多出於無名書家，不能與士人尺牘相提並論，故只以幾方出土的墓誌與磚刻文字與蘭亭有異而斷言蘭亭的真偽，有一定的局限性，爭論亦因論者相繼謝世而終結。
王羲之在唐太宗的推崇下，竟未有一紙真跡存世，所見均為雙鈎、摹本，但學書者均以之為大宗，天下第一行書的複製品多達百餘種，可見追隨者眾，純從書法而論，既是極品，真真假假並不能減退蘭亭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