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處於歷史重要發展的十字路口，用政府的話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從香港歷史上看，不同重大發展機會，均與外部因素帶來重大變局有關，並因能緊緊抓着，之後迎來重大發展，有了接着的輝煌歲月。而無論是哪個時期或是面對何種挑戰，均因充分利用本身連結內外地位、自由市場體制與吸納海外華人力量這三大特點，令其可以逢凶化吉，乘風破浪，不斷取得發展突破。本系列文章，以此為背景與核心，作出說明。
就經濟轉型而言，最簡單的歷史發展進程，是在1841年前香港只屬漁農社會，《新安縣志》尤其指出香港屬漁業為主、農業為輔的經濟，這與香港多面環海，山多平地少，耕地有限的地理環境有關。
自1841年起，香港踏上與中華大地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那便是一般說法的在英國佔領下由漁村變成轉口貿易港。可是，由於香港本身屬「百無」之地，開展貿易之初，進程一點亦不順利，因此曾令像渣甸洋行（後稱怡和洋行）般的外資洋行也大感失望，對當時港英政府大肆抨擊，主要是生意經營困難，無從獲利。
第二次由外部因素帶動產業變遷的事件，是美國發現金礦，因此掀起了華工出洋，遠赴美國的淘金浪潮，香港因而成為苦力勞工的轉口港。即是說，自那時起，香港的轉口港不只是貨物貿易，還有豬仔勞工出洋。
由外部因素帶動
同樣令香港綜合實力發生巨大變化的外部因素，還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接着的割讓界限街以南九龍半島土地，令香港不但資源幅員大增，整個維多利亞港更可盡納其中，充分利用，那樣更有利於轉口貿易發展，經濟及貿易實力得到更大強化。之後，新金山和南洋等地的開發，又吸引更多華工透過香港出洋，海外華人數目持續急增，香港因此除了屬於貨品及華工轉口之地，更是資金（錢）與資訊的轉口港，因海外華人需滙款返鄉，同時又需與家鄉保持各種音信往來，進而確立了香港的綜合轉口港地位。
在接着日子中，無論是太平天國之亂的移民湧入、租借新界的擴大香港人口及幅員、滿清覆亡的另一批移民到來，甚至是1920及1930年代因內地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及日軍侵華等，均吸納一批接一批貨、人及財等進入香港，壯大了香港的綜合經濟與社會實力，唯基本上均沒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那怕一些基礎工業在這個過程中開始發軔。
二戰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大量貨、人、財及生產設備又再次湧到香港，尤其上海工業家。與此同時，朝鮮半島爆發戰爭，新中國因抗美援朝遭到以美國為主導的聯合國貿易禁運，令香港轉口貿易地位戛然而止，這樣便促使香港走向工業化，成就了1950至1970年代的工業起飛，而這一重大經濟轉型，基本上亦是由外部因素帶動促成。
經歷約20、30年的發展，到了1980年代，當香港的生產成本──尤其工資與租金──已經到了較高水平之時，內地的改革開放，則帶來了巨大挑戰，促使不少生產線北移，同時亦有不少內地資金湧到香港，這種此消彼長的重大變化，又促使了香港經濟由工業轉型至金融服務業，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得到很大發展。
香港回歸翌日，旋即爆發亞洲金融風暴，然後是股市與樓市泡沫爆破引致的經濟急速下滑和疲不能興，接着更爆發「沙士」疫情，給社會及經濟帶來巨大衝擊，尤其突顯了高度依賴地產與金融的結構性問題，香港經濟於此到了另一尋求轉型時期。
趁變局升級壯大
由於香港社會與經濟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既有結構複雜一面，又有已趨成熟欠缺更大發展空間的另一面，所以便呈發展動力已非成長期般巨大的問題，各經濟層面相互糾纏，不易單憑內部產業變革帶動經濟轉型。正因如此，那怕社會出現各項名目不同的經濟轉型倡議或努力，什麼再工業化、工業4.0，或是提出發展四大產業等，不一而足，但均成效不彰，香港經濟結構基本上仍是地產與金融服務業主導。
綜合香港百多年經濟發展與轉型的前途軌跡，不難看到那種「時勢造英雄」的影子，並因香港既能緊抓大勢中的機會，乘時而起，又在每次國內外大變局中能順水推舟，進行經濟轉型，從而令經濟結構不斷升級、壯大。由此觀之，在當前環境下，寄望於憑着內部力量推動經濟產業轉型，仍是夜長夢多、可望而不可即，反而一如過去般當經濟遭遇困難時順應國內外發展大勢而行，尤其在歐美經濟持久滑落、中美競爭愈來愈激烈的環境下，尋求向東南亞、「一帶一路」地區及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謀發展、拓市場，或可找到發展新亮點，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而無論是採取何種策略，充分利用本身連結內外地位、自由市場體制與吸納海外華人力量這三大特點，仍值得政府、商界及專業人士考慮，接着文章會在這三方面作深入一點闡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大勢與定位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