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於2023年7月發表《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新著，其第一章初稿於出版時有所刪減，以下為完整文章，分兩期刊登。首篇文章作者講述了香港和深圳如何走到今天成功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未來兩地經濟如何整合。下文主要透過講解新書結構，簡略作者對於演化經濟地理學如何套用到港深雙城的方法。
承接上文：〈香港和深圳如何走到今天？怎樣透視她們的成功與未來？〉
本書的第二章是理論構建部分，向讀者介紹用以分析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城市如何發展、演化和互動的基本理論：演化經濟地理學。演化主義來源於生物學，而經濟地理學中的演化分析來自經濟學。這方面比較多的應用是關於產業空間特別是高科技園區方面的分析，用於城市和區域分析的很少。
演化分析有幾個重要論點，包括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地點依賴等。這種分析會關注不同的演變過程，區分「突變」、「重複」、「移植」和「變異擴展」。本章除了盡可能通俗地解釋這些概念外，還提出了作者個人對於港深「兩制雙城」這個特例的分析框架：「時間─空間─比較環境─市場選擇」。其中，對「比較環境」這個全書分析的基礎觀念做了比較詳細的定義。
港深地區的起與承
第三章將用比較短的篇幅，回顧港深地區「起承轉合」的「起」點──解讀香港經濟起飛的基本事實、主要特徵、動因和約束條件及特定政治經濟環境，特別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及其以後的發展。這是全書的一個背景鋪墊。
緊接着的第四章寫深圳這個「承」的起點，即深圳特區確立「兩制雙城」的特殊軌跡。本章以深圳起步為重點，用「時間─空間─比較環境─市場選擇」架構解讀，深圳發展的時機、設置的地理特點、初期與香港的巨大差別所在，例如內地投資和人員湧入、甚至工程兵的貢獻。在「約束/環境」方面，討論了當時中國宏觀體制尚未轉變、深圳屬於先行先試，及當時意識形態的約束。
作為案例，分析了招商局和袁庚從港口做到工業區再做到城市（「前港中區後城」的例子的前半部分適用於此）的過程，並通過不同事件的時序（比如蛇口出口加工區的開建早於深圳經濟特區的出現）揭示深圳自身演化的特點及與香港的關聯。
產業轉移與擴張
從第五章開始的六個章節，是演化分析港深互動關係的核心部分。第五章分析的是1980年代開始的產業轉移與擴張，這是港深地區演化進程中唯一一次演化意義上的「移植」。這方面雖然有大量史實和文獻，但真正把着眼點放在兩個城市極少的關係。要揭示的不僅僅是產業轉移和擴張以及前店後廠模式的形成，而且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既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地方。例如：
1. 香港新界西北三個新市鎮（屯門、元朗、天水圍）的工業大規模北移，導致當地失去就業機會，原來的工人不得不到維港兩岸的市中心以及觀塘等尋找不同工種類別的工作，並長距離通勤；
2. 迅速的城市化，導致短短10年不到的時間，轉移到深圳的產業再次轉移──從上步工業區北移到「關外」和東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來的企業，並不是深圳製造業的骨幹力量；
3. 這個階段，空間不斷轉移的好處來自低土地成本、廉價勞動力以及中央政府對出口加工的補貼，企業沒有動力做研發（R&D）的投入，也就沒有關鍵技術的進步和創新。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整體上，香港製造業原本在技術上就是跟隨者和模仿者，並無創新基因；
4. 工業轉移帶來了港口轉移，中間有大約10年的間隔，即深圳蛇口出口工業區的出現是1980年代初，而集裝箱港口是1994年以後才開闢直達歐美國際航線的。港口轉移是極其成功的。這個國際上被稱之為「港口區域化」的過程，大大幫助了整個珠三角地區的產業鏈與世界市場掛鈎，成為北美和歐洲市場的供應鏈核心環節；
5. 從製造業內涵看，深圳所形成的製造業並不是複製和延續香港前30多年的製造業，比如紡織業。除了國際市場的需求可能不同，很重要的是內地相關行業跑到深圳與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合作。
不同階段 有不同目標
第六章解讀深港是兩個處於同一個市場，但處於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目標的兩個城市。市場經濟擴張中，港深政府的本質差別和發展階段差異導致了各自城市的發展特徵。
1. 1980年代至2008年，是深圳經濟成長最快的時期，並形成了製造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而同期，香港完全轉型為服務經濟，並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形成了後來稱之為「四大支柱」的產業（金融、貿易與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與工商業服務）。兩者具有強大的互補性，但恰恰是因為大家服務於同一個市場（歐美+內地），而各自的生產要素卻不同，形成雙贏局面。一國兩制在這個階段也是對兩個城市各展所長非常有利；
2. 「內引外聯」是兩個深圳外部關聯的方向。外聯雖然是先行而且是出口加工為本的，但內聯是內資和內地市場對具有「比較環境」優勢的深圳重要意義的確認。內引外聯是托起深圳迅速崛起的兩只大手。更重要的是，一個城市要做到內引外聯，靠的不僅僅是市場，更需要政府的手；
3.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深圳政府對本地企業出現的問題做出主動和力度很大的「騰籠換鳥」。雖然有一定陣痛，但事後證明轉型成功。相反的是，香港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中間人角色越來越小。然而政府對此似乎並無「責任」，因為這是市場的決定。「後工業化」的政府繼續把精力放在民生方面。但經濟增長不再，埋下就業機會和晉升機會缺乏的根基；
4. 高等教育的擴展。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政府當年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升格當時多個大專級別的學校為大學，包括香港理工學院，浸會書院、嶺南書院、教育學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並新建了香港科技大學。這6所新大學與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一起，在新的競爭機制下，從全球引入了大量研究與教學人才，用了15年左右的時間，使得香港成為世界唯一的一個有5所大學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城市。無獨有偶，20年以後，當深圳開始跨過工業化階段，進入發達城市行列時，開始大力吸引和扶植新的大學，除了1987年建校的深圳大學，近年新建的包括哈工大（深圳）、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學（2017）、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南方科技大學、深圳技術大學（2019）、中山大學深圳校區（2020）、香港大學深圳分校（籌備中）等等。至2021年，深圳已有更多所高校，近17萬在校生；
5. 老齡化和新移民。這是香港與深圳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差別。深圳目前居住總人口中新移民仍然高達84%，而香港只有30%。老齡化的香港，20%以上的人口超過60歲，而深圳80%的人口在15至59歲的年齡段。從某個意義上，也許可以引申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香港需要深圳注入活力。
港深的共同特點
第七章專門討論兩個城市的一個共同特點：超高密度城市化。港深有一個共同特點：建設用地供應不足，雖然原因不盡相同。「照貓畫虎」，這裏不是貶義詞。貓是比較小的香港，虎是面積為香港兩倍的深圳。深圳在城市規劃和建設方面，有很多借鑑香港的地方。然而，由於經濟發展超快，而且沒有什麼實質上對移民的限制，人口也一直在快速增長。這造就了在深圳，有很多香港甚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過的現象。例如：
1. 大規模的超高建築。深圳是世界上擁有最多高度200米以上摩天大樓的城市，而且高度集中在3個區域──南山區、福田區和羅湖區；
2. 其中的南山區，並非金融中心，也不是傳統CBD，而是高科技公司聚集地；
3. 與香港和很多成熟城市不同，深圳在短短的40年間，除了快速城市化，其城市核心區一直在轉移。而很多地區已經「老化」，開始了「舊城改造」。只要深圳不通過合併周邊城市，其今後的發展已經完全進入了所謂空間「存量」能力挖掘階段。相反香港雖然近來被人詬病搞高地價政策，卻150年來僅開發了28%的土地，給今後改善土地供應留下了餘地，還有「增量」空間；
4. 香港1960至80年代有一個公屋建設的高潮期，當時適當地化解了社會矛盾，以及改善了很多勞工階層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但本世紀，貧富懸殊的情況惡化，其中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漲和房屋供應不足是核心原因。相比之下，深圳並沒有及時推出公屋，目前，高租金正在威脅深圳的發展前景；
5. 與高密度發展的配合，需要公交優先的城市交通系統。深圳沒有能夠及時形成該系統，儘管有強大的政府行政力量；
6. 從長遠看，如何在高密度下實現碳中和，是兩個城市共同面臨的難題。
兩地如何在一國兩制下相互依託
第八章是一個相對關鍵的章節，討論港深之間跨境的人員、物流、金融、信息流動及其約束條件的變動，即在一國兩制這個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兩地是如何相互依託，長成今天這個奇特的雙子城的。深挖這方面政府政策的變動、法規的調整，對照實際上這4個方面的跨境流動，可能可以為今後港深合作發展帶來重要啟示。似乎至今為止，這方面尚未有全面的分析。本書嘗試尋找盡可能完善的資料，做一些實證分析和解讀。
第九章是對於過去40年港深兩個城市與其外部環境的關係做一個分析和總結。所謂外部環境，特指自從深圳市出現以來，香港和深圳在中國的角色以及國家給予的特殊政策。這方面，本人在這裏提出一個新概念：比較環境（comparative environment）。深圳之所以是深圳，其特別之處，就在當年建立特區的時候，中央政府給予的特殊政策環境。然而，這個環境的特殊性是相對的，即是一種「比較環境」：與內地甚至廣東省的其他城市相比，它有3個特殊的身份：國家級經濟特區、沿海單列市、與當時已經進入發達經濟的香港有開放的陸路連接口岸。這個比較環境，就是1980年代起，大量資金、人才、勞工和企業湧入深圳的根本原因。
同時，香港也有自己的比較環境──普通法基礎上建立的自由港，而且一直就在南中國，長期與中國內地保持緊密關係。這種與中國內地包括今天的香港不同的環境，是1840年香港成為城市以來，成為海外與中國資金聚集、人員聚集，逐漸從「門戶經濟」走向金融、物流、貿易樞紐的基礎。兩個城市的人才和成功的企業，兩個城市成為世界級都市的成功，都是在比較環境建立之後出現的。這就是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和地點依賴的邏輯。
而香港和深圳這兩個比較環境之間有一個「環境級差」（environmental differential）關係，這個級差，是由一國兩制硬性鎖定的。這個鎖定並不是簡單的以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劃分所規範的。這一章將會討論和提出的是，為什麼過去40年深圳的成功、港深互補式發展是以這個環境級差為基礎。如果這一點可以確立，就為今後繼續長期實行「一國兩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過去40年這個環境級差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直在調整。這個調整不僅在港深之間存在，深圳與內地其他地區也存在環境級差的調整，例如廣東省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出現、澳門授權主導珠海橫琴區的發展等等。
更廣義的看，全球範圍內也不斷出現比較環境的製造和調整。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出現是最近期的例子。不同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之間存在投資和貿易環境的級差。它們的制定和演變，例如東盟的演變和擴張，背後有特定的政治和經濟意圖、成員國家的最大公約數等因素決定和驅動。通過建立或者進入特定的比較環境，爭取人才、投資和發展機會，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這方面失敗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很多開發區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國際上，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也沒有成功。因此，這個比較環境，並不是環境決定論，而是選擇發展基礎。而環境級差太大或者太小，都可能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今後的發展可能性
這個總結之後還有兩章，討論今後的發展可能性。第十章討論起承轉合中的「轉」的起點：香港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前海合作區。本章專門討論香港近期的最新進展、新舊問題，以及基於路徑依賴的可能選擇。這部分的重點，是關於前海、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與建設問題。另外一個重點，是香港政府架構面臨調整的問題。本章也會評論近期一些在內地特別是深圳比較流行的相關看法。哪些會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如何突破？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國安法》之前已經出現：深圳在國際分工進入平台化（所謂Wintelist）以及跨境電商出現後，對香港中介企業的依賴逐步減少。
最後的第11章，集中探討港深兩個城市進一步合作的種種問題和可能，特別是前面提到的四個流通（人員、物流、金融、信息）。另外，這兩個城市與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動態關係，也是一個討論的內容。這裡會強調一個內在邏輯，即大灣區是相對比較虛的概念，實現大灣區的目標，具體要看每個城市自身的動力。因此，相對於港深之間深層次互動的增加，大灣區提供的「比較環境」有較大的局限性。對香港影響最大的毫無疑問是深圳的未來。同時，對深圳而言，大灣區似乎重要性更大，特別是與其有緊密產業鏈往來的東莞、惠州。
製造出新的比較環境？
兩制雙城的港深是否可以通過相互嵌入的發展，形成某種城市創新，製造出新的比較環境？希望這裏可以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見解。
首先，從演化理論角度看，兩個城市經歷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並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而在發展動能上也有巨大差異。而兩個城市在體制上不同的基因，造成其中一個與國際上特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接軌程度高，另一個與整個中國內地的體制相似程度高。這其實是兩者的一個重要共性：都有一個與自己更兼容的龐大經濟體。而港深兩個城市所坐落的大灣區是否能夠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關鍵在這兩個龐大經濟體是否可以更好地互動互利。也就是說，當局者170年前開埠香港和40年前批准建設深圳經濟特區的初衷並沒有本質的改變。
非但初衷沒有變，這兩個龐大的經濟體的矛盾也似乎沒有變。內地近年來之所以提出「內循環和外循環」的說法，就是因為「內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而港深有各自不同的「主兼容」環境，一個對外，一個對內。而地理上兩個城市又是連體在同一個地區，共生演進了40年，形成了這個世界獨有的「雙城雙向門戶」（Dual-city Portal）。
當然，今天與40年前有太多的不同，本書從第四章到第十章也分析了這些不同的形成過程。讓我們在這裏對這40年來演變中產生的一些質變和「新奇」點做一個總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深圳崛起為一個以電子消費品製造業和網絡經濟服務為核心的特大型現代都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多數香港人高度關注自己城市的前途，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演變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對這個鄰居城市崛起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而深圳對香港的影響會愈來愈大。1980年代深圳成為經濟特區時，曾經有過猶豫，是以工業為主，還是像香港一樣以商貿為主。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選擇製造業是正確的路徑。
深圳崛起的過程雖然毫無疑問地與香港這個國際門戶帶來的貿易、物流、融資便利和充分及時的全球市場信息高度相關，並因此演化出了自己製造業方面的強項，但來自中國內部巨大的人才資源、人力資源、各路資本、國家改革開放宏觀政策對深圳的期待與支持以及具體執行者對改革開放的執着，一起將深圳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推向了與香港完全不同，也與內地傳統經濟重鎮（如上海、天津、武漢）完全不同的高速發展軌跡。
這裏我強調深圳是以電子消費品製造和網絡經濟服務為核心，是因為無論從演化理論還是現實世界看，緊鄰香港，的確是深圳較其他3個在中國大陸同時起步的經濟特區獲得更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僅僅體現了空間或者地點依賴。在時間維度上，深圳的出現不僅是中國打開大門走向世界的改革開放政策大起點，也剛巧是世界開始第三次產業革命、進入數字經濟和網絡經濟的階段。
這一章給出了過去170多年內兩個城市演變的時序圖，這也是本書的一個總結性表述。雖然從經濟結構上，兩地在「各奔前程」，但確實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有更高的互補性，走出一條「合（作）而不同（城）」的道路。在這最後一章中，本人提出了一個關於未來合作發展的一個可能「劇本」（scenario），並提出了六點政策建議。
這個引言做了比較詳盡的各章節介紹，目的是讓讀者選擇讀哪一部分，跳過哪些，或者按照自己的習慣，讀完結論再看分析和理論。不過，城市的演化則不可以隨意翻轉，它會遵從路徑依賴、地點依賴和制度依賴變下去，而且既可能重複以前的過程、發生特定的變異擴展，也可能發生突變。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未來發展啟示的原因。
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 2-2
書本簡介：
書名：《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
作者：王緝憲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