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曾報道並分析美國最近出現的高等教育大挑戰，核心是種族問題（7月14日）。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信念是唯賢主義（meritocracy），而考試是「唯賢」的最佳工具。這種科舉制度遺留下來的信念，深入人心。其背後的理念，是考試面前人人平等。不論出身、不論背景，總之經過努力，就有機會。而這「機會」是通過競爭得來的；沒有絕對標準，但必須比其他人強等等。
科舉考試與社會公平
中國社會對考試與學歷的「信仰」，超乎教育。舉幾個例子。一、在中國內地，普遍地相信，擁有碩士學位的，一定比只有學士學位的強；最好是擁有博士學位。這並不是所有社會的信念，碩士、博士，是專業上的需要，或者說選擇學術生涯的台階。這與一般人的能力高低，沒有直接關係。二、若干年前，教育部給予一些最強的大學「自主招生」，原意是減少「一試定終身」的惡劣後果，而讓大學可以考慮高考分數以外的因素；結果是，各所大學，各自再自設一層考試；因為捨此沒有給人認為更公平的辦法，一旦不考試，又會有種種非專業的壓力──關係、金錢、權勢……大學難以抵擋，乾脆再考一次試，大家就無話可說。三、多年前，曾經有主張農村學生，入大學毋須看英文成績，因為農村孩子一般英文水平不如城市的孩子；結果沒有實現，因為如果大學收生不看英文成績，許多農村學校就乾脆不教英文，那豈非反而害了農村的孩子？
也許可以說，「一試定終身」，大家都覺得不妥。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考試卻認認真真地在統治着我們的學校生活。
從整體社會的角度看，這也是傳統中國社會處理「社會公平」問題的一種方法。首先，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的年代；用現代語言，是整個社會的「腦震盪」。隨之而來的國家大一統與後來的獨尊儒術，肯定了社會的不平等格局，而着意於營造社會不同等級之間的關係與規矩──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穩定了在不平等社會中人的心態，也固化了社會的不平等。
但是這種固化的社會難以持久運作。與西方社會一樣（不過那是很久以後的事），社會賴以運作的官員系統，很容易成為少數社會貴族安插親信、把持官位的局面。中國的科舉制度，塑造了一種新局面：承認社會的不公平，但又提供一條社會流動的「天梯」。從管治來說，擺出了「任人唯賢」的格局，是賢者當官的概念，而不是「任人唯親」。
從社會來說，這道天梯又提供了「公平競爭」的「仕途」，在固化的社會不平等中，讓出一條社會上向流動的獨木橋。而這條獨木橋的「優點」，是沒有起點規定，也就是不論出身、不論背景，都可以參加競爭。從某個角度看，這是人們潛在地承認社會的不平等，但可以在個人的層面，穿過社會階層而上升。不要小看「十年寒窗」這幾個字，多少門生就是因此甘於勤奮苦讀，因為大家都相信，只要努力，總有希望。而這個希望帶來的榮華富貴、功名利祿，是無與倫比的。也可以說，這是古代的「希望工程」。
與今天的社會比較，科舉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門生的成敗，由個人負責。怪責制度？批評政策？在那個時代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運作上面，科舉也下了不少工夫，嚴防作弊。筆者參觀過四川閬中的貢院，也就是科舉考場，裏面展覽了形形色色的作弊方法，但是也展示了作弊被逮住而五花大綁的慘狀。現代眼光看來，這是維持考試「認受性」的重要一環；沒有了考試的認受性，「公平競爭」的戲就唱不下去，「希望工程」就會崩潰，社會的不公平就沒有了「洩洪」的去路，整個社會就會陷入險境。
這是筆者在社會公平的框架裏面，嘗試理解科舉的古代意義；但也是現代華人社會重視考試以至「應試文化」根深柢固的淵源。總之，在今天的華人社會，人們相信考試是最公平的競爭；而競爭的動力，在於個人，而勤奮是競爭成功的不二法門。
族裔背景與教育表現
回到美國近事。相反，美國社會對於考試的意見分裂，就在於考試是否公平競爭。近年代表大學的一方，認為考試會對某些社群不公平（例如黑人），因此大學應該採取反歧視的方針（affirmative action，positive discrimination），也就是撥出一定的名額，優先照顧這些不擅於考試的社群。這一方的意見，與華人社會源自科舉的「考試選賢」的觀念，剛好相反。而6月高等法院的裁定，則認為考試成績才反映公平競爭，比較接近華人社會所認為的「考試最公平」的觀念。
美國輿論一般反映，認為大學的收生，某些弱勢社群的入學比例一定減少；或者說，校園裏的種族多元，必定被削弱。而這裏說的弱勢社群，又與種族掛上了鈎。簡單化的闡釋，黑人大學生少了。
族裔配額與入學鴻溝
同樣的考試，不同的族裔會有不同的表現，這也是歷來各類研究的共識，也可以說是不爭的事實。這裏面有各種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英國已故社會學家Basil Berstein，多年前就通過實證發現，貧苦家庭（包括少數族裔）的孩子，他們的語言習慣（原文是language code，語言符號）就很不一樣，進入學校就會不適應學校的正統語言，因而在學業上就吃虧。美國也有不少研究，證明正規的學校要求，不利於黑人孩子，因為他們的家庭環境、社交群體，都會與正規的學校文化格格不入。
這種情形到處都有。筆者1980年代末參加一個世界銀行在中國的窮省教育項目前期研究。研究的對象是貴州與陝西。兩地的文化環境，就截然不同。陝西是文化古省，到處都有文字，例如農村家家戶戶門口的對聯。貴州，我們到的是苗族地區，則可以方圓數公里，看不到一隻字。雖然兩地的小學基本普及，識字的程度則大相逕庭。甚至掃盲，貴州婦女「復盲」的比例非常高，因為使用的機會很少（現在也許很不一樣）。就明白，我們熟悉的考試，基本上是漢族文化的一部分，把少數民族等同看待，的確是對他們很不公平。因此，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大學收生少數民族高考要加分。
種族因素引起的教育爭議，並不少見。感謝一位校長傳來馬來西亞最近的新聞，大馬最近也因為大學入學問題而引起爭議。大馬把人口分為土著與非土著。土著主要是馬來人，也包括東馬的原住民。新任的教育部長宣布大學預科班的「固打制」（Quota），90%預留給土著學生，而佔人口30%的非土著，只有餘下的10%。問諸大馬的朋友，這是由來已久的複雜問題。筆者局外看來，似乎是以政府政策來營造族裔的優勢。
印度，長期以來都有大學入學的「種姓」（Caste）配額問題。即使有政策，最低種姓（所謂「賤民」）有優待的配額，但是效果不明顯；最低種姓的學生，或則難以入學，或則在學校受到歧視或者欺凌。社會上還存在一種看法：他們根本不值得受教育。公務員系統，也有最低種姓的配額。但是由於這種優待，最低種姓的公務員，反而被人看成是二等公務員。
社會的不公平，也許會長久存在。社會背景的不公平，難免造成學生學業表現的不公平。入學配額或者優待，只能夠稍為填補大學入學的鴻溝；但是弄得不好，也許只會擴大這個鴻溝，或者在社會意識上更加彰顯了這種鴻溝。把這種不公平，投射到種族因素，也只會讓社會更加撕裂。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