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接前文：〈仁心仁術 細談情緒與精神病患──曾繁光醫生專訪 3-1〉
據統計，香港嚴重精神病患者佔人口比例與英美等國相若，曾繁光醫生表示，「香港新症醫療採取分流，如緊急狀況排期是一星期、次緊急是一個月、非緊急是一至兩年，與世界各地做法類似。較特別的是，大部份香港病人在公營醫療體系看病，與在私營醫療體系看病的比例是9比1。」
香港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長，看診時間短的現象已是司空見慣，2023年《財政預算案》將醫療支出減少約兩成，令人憂慮本港醫療資源是否足以應付未來社會需要？曾醫生指出，「要衡量醫療資源是否足夠，通常會以英美澳紐等國數字作參考，這些國家會投放GDP約0.8至1%於精神治療上。在醫療經費上，應有1%放在精神治療上，精神科醫生與人口比例，則是大概7000至10000人口就需要1位精神科醫生。若這些指標都達到，代表資源足夠。」
香港精神疾病支援不足 須多管齊下改善
「如果使用以上準則計算，香港800萬人口便需要800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但香港目前只有300多位。除了醫生，還需要臨床心理學家、護士、社工等崗位處理其他事務，如治療之外，精神病患者還需要康復協助，如日間中心、工場等配套，顯見香港的精神疾病支援人手並不足夠。」
曾醫生認為，香港的醫療療體系隸屬醫管局管理，而康復設施與支援則隸屬非政府組織管理，並非由同一個機構統一管理，雖然近年本港的康復服務已有所改善，這些單位仍須更加緊密合作。曾醫生指出，整體來說，「香港的精神病治療需進行多方面改善，首先，需制訂精神建康政策，例如：規管治療方法、監察水平、訓練人手等。」
至於有人提出家庭醫生是否可幫助診治精神病人、減少專科門診工作量的看法，曾醫生回應，「其實很多家庭醫生已有做相關工作，多年前我已負責培訓家庭醫生，讓他們對精神病有更深的認識，希望他們幫忙診治更多的輕症精神病患。」對於現時嚴重的精神病患者才轉介至專科，或是穩定的精神病患者會從專科轉至家庭醫生繼續跟進，甚至社區康建設施能否幫忙進行篩查等建議，曾醫生認為「可行，但首先要加強他們的能力與資源，不能沒有培訓。而且要認清社區的康建中心只是輔助與支援形式，並非以治療與診斷為目的。」
加強公共精神健康教育 提升少數族裔相關認知
曾醫生在訪談中多次強調及早就醫、及早治療的重要，「及早發現與治療可以更快控制病情，讓患者盡早回復正常生活。」但無可否認，現時仍有很多人抗拒看精神科醫生、害怕被別人標籤而導致延遲就醫的情況出現，曾醫生以自己的病人為例，「曾有位病人不想被別人知道自己患病，所以想經過精神科醫生評估後，再到家庭醫生那兒處方藥物。這種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患病，自我歧視的狀況非常常見。」
雖然這種情況現在已逐漸改善，但仍不時會發生，「最近有位病人就是如此，母親不讓他看醫生，所以他自己打給我說需要幫忙，我只能建議他找自己的家庭醫生，處方我說的藥物，與教他如何服用，之後他的病情果然有所控制。」但這些情況之所以出現，肇因於公共精神健康教育的不足。
曾醫生表示，「除關注公共精神健康教育是否足夠，還有另一個問題值得關心，就是香港是多元城市，有不同少數族裔居住，他們缺乏對精神健康的認知，也經常被我們忽視，例如深水埗倫常命案就是件令我們痛心的事，如果有人可以及早發現她的精神狀況有異常，帶她接受治療，理論上就可以避免這樁悲劇，但當大家都忽略時，就會演變成大問題。」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避免諱疾忌醫
「公共精神健康的教育的重要，在於能讓每個人認識精神疾病及自己的精神狀況，變相是當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出現問題時能盡快求醫。」曾醫生語重心長地指出，「透過認識精神疾病，可以消除歧視，讓患者覺得患病是要求醫及可治療。」他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記得小時候有位同學在學校哮喘病發，臉色發紫，我那時想起在《華僑日報》讀到哮喘的急救方法，於是走去幫忙，老師卻說我要離開，因為他會傳染人，不走開的話我也會變成這樣。」
可見以往人們對疾病認識甚少，甚至有誤解，導致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理。「現在我們看見有人哮喘發作時不會走開，反而會上前幫忙，便是因為我們知道、認識這個疾病，不會害怕與恐懼，並學會關顧及支援，可見教育的重要。」曾醫生認為，公共精神建康教育應該要由學校、家庭教育開始，還有媒體也需要教育，「媒體報道多數都有渲染的成份，會使讀者感到恐慌，其實可以改善字眼使用，減低震撼性及對大眾的影響。」他說。
精神健康不容忽視，除增加資源與培訓外，同時要加強教育，讓患者感到被關懷與獲得支援，避免諱疾忌醫的情況發生。「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才能及早令患者生活重回正軌。」
曾繁光醫生專訪 系列3-2
延伸閱讀：
仁心仁術 細談情緒與精神病患──曾繁光醫生專訪 3-1
揭示精神病病因 運用情緒管理 打造正向家庭教育──曾繁光醫生專訪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