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克思主義經典思想家提出唯物史觀時，其社會主義思潮充滿「意識形態化」的，同時也帶有極濃重「烏托邦」的色彩。「意識形態化」是指其中心思想試圖形塑一個「另類的社會及歷史真實」，它選取一種倒轉傳統唯心的進路，以經濟生活為基礎，創造、發展了階級鬥爭推動歷史前進的學說。「烏托邦」色彩是指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必然降臨，並且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兩種性質的結合，形成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的「立理以限事」之理論敘述。
「兩重架構」成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意識形態化」及「烏托邦」色彩之外，亦帶入了暴力鎮制（coercion）因素。從此這3種因素在共產主義國家內就分不開了，也形成了法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的國家管治兩重架構：意識形態架構（ideological apparatus）及暴力鎮制架構（coercive apparatus）。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兩者都不可或缺，「以理殺人」成為正當措施，政治運動則是工具。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政治覺醒的知識分子分成兩派：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派，及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馬列主義派。最後毛澤東脫穎而出。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出現毛澤東思想的主導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被界定為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情境的結合──「普遍真理」是階級鬥爭；「具體情境」則指武裝起義、農村包圍城市及「槍桿子裏出政權」等。
5冊《毛澤東選集》包括了整套不同於主流觀點的古今中國歷史發展的意識形態。武裝力量是支撐「烏托邦天國」來臨的關鍵力量。這種意識形態架構及暴力鎮制架構，成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 要不斷解讀
然而巨浪滔天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標示着執政者要不斷地解讀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建國初期的土地革命，被認為是新民主主義政策餘緒；其後的合作化運動及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真正社會主義化的開始。而在文革，毛澤東思想內的中國具體實踐，竟自我異化，演變成文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黨內殘酷鬥爭。
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出現了鄧小平理論，其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摸着石頭過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爭論」等。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的中共十三大會議中，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這似乎是列寧主義普通真理與中國具體情境結合的另一具體例子。
其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發展出「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可謂五光十色，社會主義初階理論慢慢卻消失了。2012年後，出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017年寫入中共黨章）。比起鄧小平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的新時代思想「新」在哪裏？
「兩步走」及「5點特色」
2022年二十大報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點跟以往並無不同。另一點相同的是界定主要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在國族主義高漲的情况下，含有意識形態的功效。也許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概念，是主要的與過往不同點之一。
中國式現代化分兩步走：第一步，從2020到2035年令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至21世紀中葉，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幾乎所有漂亮形容詞都用了，卻沒有「自由」一詞。這個烏托邦圖象，相信能滿足及凝聚國族的心理空虛。儘管21世紀中葉未至，唯相信此鵠的必可達到。
現代化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及歷史變遷，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層面。從歷史來說，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英國是世界首個內生的現代化國家，其後的現代化國家各有其不同路徑，現代化過程既有各國共同所有的特徵，也有各國的不同特色，中國並非例外。
中共二十大報告承認現代化有共同特徵，但沒有細述，只詳列中國國情，包括5點特色：一、人口規模龐大；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並舉；四、人與自然共生；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第一和第五點是現狀描述，第二至四點是政策目標，印度也是正在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同時有龐大人口及和平發展的特色，只是印度實行的是議會民主制度。而減少貧富懸殊、達至高度文明及亟盼環境生態平衡，俱是各國的政策目標。
事實上，世界上的現代化國家不少，有關現代化理論的研究也汗牛充棟，已歸納出的共性可陳列如下──
（1）工業化：製造工業是基礎，較高端的有化工、機械、汽車等製造業，再高端者有當代的航空設備、電子工程及人工智能等；
（2）都市化：都市化是工業化的前提，工業化需要工廠和工人，人群匯集而成為都市，因此都市化與工業化相伴而生；
（3）知識階層的出現：都市化引致職業分殊（differentiation）的需要，溝通的需要引致媒介興起，因而驅使知識階級出現，同時工業化升級需要社會民眾知識增長的配合；
（4）普遍參與權：都市化形成社會組織的多元化，最為重要的是在此發展模式下，民意或民眾的參與，成為政府可以不流血地繼承權力的機制。西方現代化國家紛紛引入普選制度，以穩定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黨領導一切」永恆執政模式 不可能輸出
中國現代化可否成為現代化的「範式」？究其實，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實是亞洲經濟第三波發展：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及香港），第三波是中國大陸，第四波是方興未艾的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國。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特色，都是依靠內在的龐大廉價勞工、西方國家消費市場（以美國市場最為重要）、政府優惠政策及大量外資投入等，形成經濟「起飛」階段。
在發展一段時間後，工業化生產升級、產業高端化，中國的「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的永恆執政模式，不可能輸出到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儘管實行威權體制，執政者卻須經普選洗禮。在中國，早前青年學生發起「白紙運動」抗議當時嚴苛的控疫措施，事後卻遭算帳，遑論平等公開地投票選舉政治領袖了。總言之，國家運用「意識形態架構」和「暴力鎮制架構」，創造一個沒有人可以挑戰的社會歷史論述及政治未來目標，必可成為一個「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