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香港，最早相傳是南朝劉宋時期（420-479年）的杯渡禪師，至今屯門青山禪院有杯渡禪師石像和杯渡岩可供憑弔。然而，香港佛教雖源遠流長，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叢林清修，千百年來的發展有限。直到清末民初，香港漸成遠東商埠，國內則時局動盪，環境不利傳統宗教，僧俗信眾南來，配合香港的特殊背景，佛教事業遂得以迅速發展。
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上周末（2月11日）在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名家講座」主講「慈悲與入世：香港佛教與社會事業」。
鄧博士指出，自清末已有「廟產興學」的主張，但多是土豪劣紳覬覦廟產，藉興學之名，行併吞寺廟之實，造成寺產被毀損強佔、僧尼被勒令還俗等不良後果，與慈善事業沾不上邊。
由「僧伽佛教」演變「居士佛教」
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始，新文化衝擊舊文化，「反迷信，禁齋醮」的運動來勢洶洶，很多僧眾與辦教團體南下香江，尤以上世紀20年代為最。他們雖有心在香港「複製」內地寺廟的宏願，奈何僧尼多不諳英文，亦不了解香港法例。與此同時，港英殖民官員亦對佛教無甚了解，不識佛教高僧，因此需要具公信力的社會名人，作為政府與佛教的中間人，在這個情況下，熟悉香港法律和商業運作的殷商名流，便對佛教社會事業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香港佛教也由「僧伽佛教」演變「居士佛教」；寺院也由「叢林清修」漸漸變成市區多層大廈內的「道場」。
其實，「居士佛教」早在清同治年間已在內地出現，最著名的是由楊文會居士主持的「金陵刻經處」，楊文會居士在此講學的40多年，刻印流通佛經百萬餘冊，學生包括著名的太虛法師、歐陽漸、國學大師章太炎等。
1922年，楊文會的學生歐陽漸、再傳弟子呂瀓在金陵刻經處開辦「支那內學院」，研究法相唯識學。包括梁啓超、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等著名學者都來學習過。
興辦義學 紳商名流共襄善舉
在20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對佛教社會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包括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羅文錦爵士及夫人何錦姿。
張蓮覺居士出資興建了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及寶覺義學（現為寶覺小學）；羅文錦爵士則運作其政商力量，代表佛教界人士向政府爭取開辦社會事業，打開佛教界與官方的溝通與信任；何錦姿則秉承母親張蓮覺居士的遺志，致力辦學。重要的是，他們都屬於何東家族，是港英政府「信得過」的人，可見當時紳商名流居士作為佛教與政府中間人的重要性。
其他興辦義學的居士，較著名的有黎乙真和張圓明，兩人於1924年購入屯門青山地段，慷慨贈予青山禪院開辦青山佛教學校。
爭取公眾權益 非佛教也受惠
鄧家宙博士表示，百年來香港的佛教人士和團體盡力興辦學校，回應社會的需要，包括第一間獲政府津貼的佛教學校黃鳯翎中學/黃焯菴學校、華人史上首間佛教團體辦的大專院校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等。
此外，佛教界還爭取到佛教科列入中學會考（文憑試）課程、法定認可的佛教婚禮、創辦香港佛教醫院（1991年加入醫管局）、火葬和佛教墳場，以至佛誕列入公眾假期等，足證佛教界為社會爭取「世俗化」的權益亦不遺餘力。
多元宗教共融 香港特色
鄧博士又說，在宗教衝突不斷的世界，香港「六宗教」（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道教）思想交流是個特例。早在1978年，六宗教領袖發起成立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每年召開兩次領袖座談會，亦舉辦多項跨宗教活動，包括新春團拜、宗教互訪、思想交談會等，每年（或特別需要時）發表聯合文告，藉此體現香港宗教多元、共融的特色。
2019年6月，正值香港發生「反修例」事件，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組織代表團訪問梵蒂岡，拜會教宗方濟各和聖座宗教交談委員會，並聯合發表聲明，「呼籲市民和政府平心靜氣，不可對立，有事要商量」。
鄧博士還特別提到，北角英皇道兩旁的多層大廈中，特多佛教的「精舍」或「道場」，原因是舊日港鐵（地鐵）尚未建成，「精舍」或「道場」設在「電車路沿線」便是最方便信眾。不獨如此，講經或上課時間安排在晚上7時至9時，也都是為了方便信眾「趕電車」呢！
1949年前的民國和今日的香港，都沒有設立官方機構去規管宗教，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但求有利於眾生的事都盡力去做，或許，這正好體現了佛教的慈悲入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