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央於去年11月底、12月初突然放棄清零政策以來，其經濟與外交政策也隨即出現了重大轉變。到此際幾可肯定這一系列改變不是微調，而是整個基調已經改變。這不但讓人們一睹目前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的決策機制，如何實現政策轉向及自我糾正，也讓我們初步了解中國的後疫情時代戰略，以及對當前局勢的研判。
外界對北京這次政策急轉彎，幾乎將以前所有布局都推倒重來，歸因於中國經濟陷入困境，因而須立刻更弦易轍。筆者對此說法最初也是半信半疑，但後來得悉去年GDP（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為3%，為自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第二低。去年11月公布的數據亦顯示，中國出口在經歷29個月的增長後，首次出現萎縮，再加上12月中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釋出的信號與基調，應該可肯定是經濟原因使然，卻同時對經濟與外交造成實質與廣泛的影響。
救經濟反助打開新局面
首先，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去年12月15至1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點。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另外李克強、李強、趙樂際、王滬寧、韓正、蔡奇、丁薛祥、李希也出席了會議。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盪不安，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當中清楚可見當局對當前問題，以及國內外情勢的研判，並已隱約看到需要經濟及外交／國內外兩方面雙管齊下，問題才有望解決。
筆者比較關注的是，會議明確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此外，會上也特別強調「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反映之前當局對待國企民企是有所失衡，加上在二十大期間，習近平普遍地使用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語言，令外界對中國的經濟制度以及經濟發展方略產生疑問，甚至失去信心。因此急需挽回信心、刺激經濟，最後唯有回到「兩個毫不動搖」這基本方略上。
會議上的眾多要點，形成了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早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的講話內容。他強調中國不會走向計劃經濟，中國要堅定不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同時要保護競爭、反對壟斷、保護產權，全面弘揚企業家精神。
劉鶴隨後與美國財長耶倫在瑞士蘇黎世會晤，敲定了耶倫今年訪華日程，同時耶倫也歡迎劉鶴訪問美國。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交流，一口氣將交流由經濟推進至外交層面，並提升到中美關係的高度上。
煞停「戰狼外交」 修復對外關係
是次政策轉向對中國外交的影響，甚至比對經濟的來得更快和更立竿見影。近期最受人關注的是，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調任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副司長。作為中國「戰狼外交」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趙立堅的調任可謂北京煞停其「戰狼外交」的最重要信號。
與此同時，澳洲曾於2020年提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展開獨立國際調查，中國對澳洲實施各種抵制及經濟脅迫，導致中澳關係陷入低谷，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亦大幅倒退。不過習近平已於去年11月G20（20國集團）峰會期間會見了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中國亦於早前終止了對進口澳洲煤炭的禁令；上周習近平致電澳洲總督赫爾利祝賀澳洲國慶，呼籲兩國展望未來，朝着中澳關係改善及發展的正確方向積極努力，並希望推動中澳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向前發展。儘管兩國在貿易和商品上早已找到替代國家，減少了對對方的依賴，這卻反而突顯出這是北京的一個表態行為，藉以向西方國家釋出結束「戰狼外交」、修復關係的信號。
秦剛對美展示柔性外交
與趙立堅調任「相輝映」的，是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升任外交部長。秦剛在2005年和2011年兩度擔任外交部發言人，當年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形象與今天大相逕庭，就正如趙立堅與秦剛的外交官形象也完全相反。秦剛任職駐美大使才17個月即升為外交部長，成為20年來駐美大使直升外交部長第一人，這個人事任命明顯與他在美國所展現的的柔性外交、北京的政策轉向，以及今後對美關係的性質與重要性息息相關。我們可從近期秦剛在美國的一些舉措，窺探出北京力求遏制中美緊張關係升級的意圖。
去年12月28日，秦剛在社交媒體發布自己於NBA現場投球的視頻，並寫道：第一次在NBA比賽中嘗試投球，這延續了我們之間的特殊關係。這場比賽屬華盛頓巫師隊的比賽，而巫師隊前身「華盛頓子彈隊」曾於1979年中美建交後訪華，是第一支訪問中國的NBA球隊。之後在過年前的1月21日，秦剛通過預先錄製的影片，在NBA比賽休息時段向數萬名觀眾拜年，他用英語祝願「中國和美國人民在兔年繁榮昌盛、前程光明」。
短短一個月內，以及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重要訪華日程前夕，兩度現身巫師隊比賽，可見這是秦剛一手包辦的精心布置。除了展示出秦剛的柔軟身段之外，也顯露出在中國外交官之間較罕見的公共／民間外交手腕，在向美國民間示好之餘，也讓人看到了今後中國外交新的可能性。
習近平中國的一次重要「實驗」
這次北京的政策轉向，人們將它說成向美國求和也好，示弱也好，其實都無關痛癢，反正是出於現實需要──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最重要的是，這次是習近平中國的一次重要教訓與「實驗」：偏執、操之過急地將共產主義置於國家決策的核心，必定會物極必反；意識形態與理論之間，本來就有相當距離，由理論到實踐中間也有相當過程，並需要各方面有效結合，單憑意識形態式的唯心論或唯意志論是無法收效的。
這次有價值的是，決策者還認清了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係，指出須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扭轉了以往一切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先為念的觀念──沒有發展，何來安全？更遑論可持續性。這一方面是當局開始擺脫教條主義，回歸實事求是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證明了經濟與發展可超越意識形態的桎梏，足以改變中美關係以至中國自身的走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