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撤限、恢復通關，2023年香港終可走出疫情、生活回常，各行各業重拾生機。特區政府致力「說好香港故事」，打造「香港回來了」，各界也紛紛響應說好香港故事。
唯過去幾年頹氣，除疫情外更受政治折騰所致，而創傷未癒。况且，疫情很大程度把社會焦點「凍結」，一旦解禁，曾被壓抑或放在一邊的矛盾和情緒也都會「回來」，如歐美等國疫後便面對政經衝突加劇、勞工抗爭再起。此際回來的香港是否仍風采依然？而回到的世界是否仍對她友善及欣賞？港人又是否仍充滿自信？
香港的傳奇
作為城市符號，香港曾代表先進開放、與國際接軌、敢闖敢幹、「can do」（搞掂）、不囿於教條。上世紀80、90年代為「東亞經濟奇蹟」一員、內地改革開放之典範。自由法治、反貪倡廉、行政效率、程序公義、專業和企業精神、市場規管質素等，有板有眼，縱有缺陷，港人引以為傲。
延續香港制度特質，乃一國兩制的初心，以《基本法》去保障其很多例外，讓「中國香港」馳騁國際舞台，發揮更大作用，能內地城市所不能。回歸時一國兩制獲西方世界背書，前途各方看好。若實行高度自治把社會和經濟管理得頭頭是道，民主循序發展，那承傳下來的香港故事，可更多姿多采，為國增光。
過去香港的管治水平、社會穩定、多元包容與開明程度，不亞於OECD（經合組織）的民主政體。財金融資、海運空運、貿易物流、信息交流上的優勢，鞏固其國際都會的地緣特色──連接中西、匯聚人才、海納百川。香港的傳奇，世人本耳熟能詳，為何今天需再說好故事？
難續唱從前之歌
一切皆因近年逆變。歷史弄人，回歸後香港陷入政治分化泥沼而無法自拔，新一代出現身分困惑，社會日趨偏激內向，議會拖拉內耗，慢慢地這座城市顯得暮氣沉沉，失去原有驕人的「香港速度」。中央既憂人心未回歸，更覺港式民主失控；至2019年動亂，認定外力介入，故實行《港區國安法》，全面整頓特區政治秩序。
西方唱淡新秩序下的香港，視一國兩制變質。香港本具中西交集的優勢，今兩不討好：對疑外的愛國者，她太西方；對疑中的西方，她太中國。在美國帶頭圍堵中國及美中角力下，香港跟英美系國家的關係今非昔比，西方陣營在把香港功能矮化，讓新加坡乘勢而起，取代其位置。另一方面，中央視香港為顏色革命萌芽之地，處處防範顛覆，有人擔心國家從此貶低香港，致有「深（圳）升港沉」之言。
故冷戰歷史學家George Kennan曾說（大意），一旦開戰會發現要為從未想像、完全不同之事由而戰。2019年香港也似這樣，後遺症嚴重。政府努力唱好香港，推出各樣藍圖，招商引才，市面也復見車水馬龍，對抗性的行動消失；但表面平靜的背後，深層鬱結未解。且出現另類不安，從前敢說敢為，今顧忌漸多，先問是否「安全」。移民潮再起，青壯人才流失，一些企業外資他遷，人心浮動，國際上在問：究竟只是中段陣痛，還是歷史終結？香港偏離原來軌道，難續唱從前之歌。
中段陣痛還是歷史終結？
關鍵在於一國兩制的未來──究竟是維持還是逐步收縮香港的特殊性？會否有了大灣區便沒有香港？香港仍否敢為天下先？
懷疑香港的情緒，從兩極散播。一些人認為他們熟悉的「舊香港」，已像紫砂茶壺的累年茶漬般被洗掉；極端者宣講「香港已死」，並把一切歸咎於「一國」的憲政體制，甚至視九七回歸為歷史錯誤。另一些眼中只見香港劣敗、戀殖及港獨，把「亂象」歸咎於九七回歸走了歪路，未有擺脫英殖統治的思維和制度枷鎖，主張徹底改造及去西化。兩極之間，很多人在盤算。
中央重申堅持初心、不走樣。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重要講話定調，「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在維護「一國」原則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國際聯繫，珍惜和善用香港之別，「繼續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息、善拼敢贏的優良傳統」。他要求特別關愛新一代，說「青年興，則香港興」。
要活出當中精髓，香港之歌才唱得響亮。現在年輕人的疏離感嚴重（註1）， 2021年底「完善選舉制度」後首次立法會選舉，青年選民投票率暴跌，只有6.4%至6.6%！根據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去年調查，近半青年受訪者（46.9%）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悲觀，只有37.9% 對個人未來發展傾向樂觀；他們追求的核心價值，依次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包容。故大興土木、物質建設之同時（註2），也須彰顯價值文明，讓港人──特別是新一代──知為何奮鬥。
香港體現一國兩制的真實
香港的存在繫於一國兩制，反過來也體現一國兩制的真實。今天及往後（超越2047年）跟前25年所處環境已不一樣，憲政要求有了變化，但一個「主動vs.被動」的香港，塗上一國兩制的異彩仍會濃淡有別。位處國家前沿，香港的另制特色在於創、試、闖，尤其在於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連接、國際化樞紐和跨文化氣息，內地城市難以代替。
國家好香港才好，要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無論上世紀如何風光，若香港缺乏國家今天所需之長，能補內地不足，則難為國家現代化增值。了解國家發展大局，既看到民族復興前景，也正視內外種種挑戰，憂國家所憂。當前中美關係處於低點，地緣政治惡化，全球經濟嚴峻，考驗我國的大國智慧。中國愈能融入世界，而世界也信賴和看好中國未來，香港才有戰略發揮空間和存在之理（raison d’être）。
香港須在國際上──尤其亞太──重新布局，不能人家要把你邊緣化，你便更內向化。國家要求一個具輻射力而非動輒躲在國家背後的香港，能吸引四方人才企業、資本和技術，引領大灣區發揮外循環作用，既內聯更外展，乃國家重要對外棋子，在地緣政治緊張時仍能做好中介角色，這樣「八大中心」的定位才見真章（註3），才是重返國際舞台的要義。
為何不能沒有香港
逆境作戰，必須自強，立足當下。未來決定於一國兩制實踐上的矛盾統一，難度高，挑戰大：如何在中央全面管治權下彰顯特區的高度自治，如何在愛國者治港的主軸下實現五光十色的本土政治，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又不減自由人權法治的色彩，如何讓青年既擁抱國民身分又以本土為傲，以及如何既取信於國家也取信於國際。
再工業化和再中介化，要超越傳統作業模式，發展新功能，開拓新產業新市場，創科之路不簡單複製內地，與內地融合不止着眼商機、追求短利。香港再起，不單靠國家支持，更須摒棄自我陶醉或自我矮化，肯再次想像也敢冒險，重塑品牌和魅力。網絡曾流行名詞”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怕會錯過）。須自問：究竟「錯過香港，有何所失」；若無所失，人們便不介意放棄及繞過香港。說好香港故事，便需打動本地、內地和國際聽者，為何不能沒有香港，而這又是怎樣的「香港」？
註1：反修例動亂被捕者中有四成是學生，他們為何極端化且接受政治暴力，社會須進一步反思。
註2：以大嶼填海及北部都會發展為例，前者政府現估算造價近6000 億元，後者有顧問公司估算涉公私投資共3 萬億元，若同期推進，投資非常龐大，故融資也考驗社會上和市場對香港長遠的信心。
註3：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為8 個重點領域的發展中心，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