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YP 1967》，記錄了香港「67暴動」的一個片段，被訪者是一群當年的”YP”（young prisoners，年輕囚犯）。為什麼說是「暴動的一個片段」？香港67暴動的起因有如任何重大歷史事件一樣紛繁複雜，甚至連叫法也不只一個。「67暴動」，這是香港社會上的叫法，英國白皮書上官式名稱叫「67騷亂 」（67 Disturbance）；另外還有一個名稱叫「反英抗暴鬥爭」，被指責為暴徒的人聲稱他們的行為其實是反殖民主義；還有一個中性的名稱「五月風暴」，因為事情從5月開始。
香港67暴動內情紛繁複雜
又根據《南華早報》資深記者張家偉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指出暴動是香港左派陣營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東風」，在香港發動號稱「反英抗暴」的抗爭行動。但左派中原來又分成極左派，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曾經指出，67事件不是由北京發動的，是香港的極左派發動。言外之意，是極左派瞞天過海企圖在香港製造既成事實再事後逼北京認帳，具體方法是騎劫香港的傳統左派以成事。
再分析下去，香港的所謂傳統「左派」只是一個有國家意識的群體，10月1日懂得慶祝國慶，懂得與10月10日台灣「國慶」有分別，懂得國家領袖是毛主席，中國的首都是北京，這本來叫「愛國」，但按照西方勢力話語權，這不叫「愛國」，叫「左派」，因為這個國家的領導黨是共產黨，所以「愛國的中國人」是個政治立場問題，這個有震攝性的觀點一直貫徹到今天。另外，更大一部分的草根居民在大陸都有親戚，或者本身來自大陸，從來不知道自己和大陸居民有什麼身份分別。
67暴動給社會留下的印象是「遍地菠蘿」，「左仔」瘋狂放炸彈，但沒有多少人知道，暴動由5月開始，首宗炸彈事件卻發生在7月9日，有人投擲向觀塘警署，在此之前，已經有10名工友、市民遭警察殺害，其中有4名工人在警署被活生生打死，政軍醫工會幹事徐田波的法醫報告供稱，他的12條肋骨被打斷插入肺部致死。
暴動由67年5月開始，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到放炸彈、邊界槍戰⋯⋯到12月暴動結束前，據港英當局公報，死亡51人，其中有10名警員，受傷的人有700、800人，其中有100、200個警員，有4000、5000人被捕，2000人入獄，其中包括300個未足21歲的男女青少年犯（Young Prisoners），發現7000、80000個真假炸彈，樓價急劇下滑，股票指數跌到58.61點，有史以來最低。
暴動之後，本來的社會問題可能得到改善，不過，以上的代價值得嗎？還是只死一個人都不值得？67暴動的真相本來有如一堆支離破碎的拼圖板，再過幾年就到了67暴動一甲子，根據愈來愈多的解密文件，67真相逐漸暴露無遺：這可能是一場在劫難逃的悲劇。
1967年之前，港英政府管治下的民生是什麼狀態？
根據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港英殖民地政府只着眼於從香港賺取利益，未有提供任何社會及勞工保障。當時連《僱傭條例》也未訂立，只有一條《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限制婦女及兒童的工作時間。請注意，是限制兒童的工作時間，不是禁止童工，在英國本土，早在1900年之前已經禁止童工，童工的重心由勞動轉為了教育。
上世紀50至60年代的香港，製造業快速增長，但勞工階層的生活是掙扎在飢餓線上。根據職工盟的創會主席劉千石先生：1963年他只得16歲，他躲進一艘漁船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荃灣的製衣廠裏做驗貨員，工資太低緣故，沒法吃得起早餐及充實的午飯，因此只能每3天裏，兩天吃飯，一天吃麵包。劉千石當時也認識很多非法童工，借用母親或姐姐的身份證來見工，每日做12小時，每星期工作7日，工資還要比他低很多。
工人普遍生活及工作條件十分惡劣，爭取改善訴求的工業行動此起彼落，但資本家慣以解僱的強硬手段對付「滋事分子」。當勞資衝突爆發，大批警方往往會奉召到場驅散工人及拘捕工會領袖。政府強硬撐資方，勞工沒有法律保障，資方更是有恃無恐，社會就平衡在暴力上，勞工大眾有什麼道理不對這個政府積怨？在暴動前，香港社會已經成為一個火藥桶。暴動後，香港政府意識到勞動者福利的重要性，並於1969年對《勞工賠償條例》進行修訂，主要內容包括：把僱主需支付工人的工傷病假錢的期限定位24個月，工傷病假錢數額規定為本人工資的三分之二；將月薪1500港元以下的白領工人納為受保對象。
所以，67騷亂既是民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都是，也不止。
香港沒有公平公正的法律
每一個社會都有各方勢力，不過都平衡在法律上，但殖民地不可能有我們所理解的法律，當時各方勢力平衡在什麼上面？暴力，包括把暴力管治合法化的法律。
殖民地的意思，意即膚色是首要考慮因素，70年代之前，在政府部門由英國人佔據所有的高級職位，在公共設施上，不但電梯分英國人和本地人專用，連廁所都分英國人和本地人。有種族歧視就不可能有我們所理解的法律，但是社會裏面總會遇到不公，政府部門總會遇到貪污，在英國人至上的香港，發生這些糾紛的時候怎麼解決？答案是：不許你講！這個不許，不是一個社會行為默契，是英國人在香港的法律，其中一條叫《拘留和遞解條例》。
葉錫恩是一位住在香港的英國傳教士，後來成為香港的議員，根據葉錫恩的書《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第73頁：
《拘留和遞解條例》很容易讓中國人閉上嘴巴。
根據這項條例，如果中國人議論到舞弊行為，他們就可能被無期監禁而後遞解出境。
要注意，是不許中國人議論舞弊行為，葉錫恩是英國人，她可以講。根據書中同一頁：
有兩位自願幫助我們學校工作的學校管理人員對我說，除非我對貪污受賄現象默不出聲，
否則政府決不會批地給我們建一所像樣的學校。當我拒絕保持沉默，這兩位外籍管理人便不願意再幫助我們。
根據葉錫恩的書，這項條例直到1995年仍然留在「法律條例彙編」中，那是回歸前才2年。
政府部門中，職員的升遷也一樣服從於種族暴力。我手上有一份《信報》97年1月25日的剪報──「入境處的人事滄桑」：
70年代初期有員工曾擬組織職工協會，但因是紀律部隊，不獲批准。員工如有任何意見，只可在管理層組織的協商會議上提出，曾有一位香港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華裔官員，在60年代初期已經入職，他因被選為職工代表，在管理層的協商會議上為員工仗義執言，批評了一些英裔官員的胡作妄為，13年都無法升級，紛紛被一些中學程度的下屬爬頭，做了他的上司。更被某英裔上司在每年一次的考勤報告中，評他的英語水平不佳，直到70年代中期，戈力退休後，由當時的銓敘司羅蘭士（Rowlands）親自接管入境處，這位官員才得到平反，每年升一級，以補償他過去的損失。
另一位職工梁氏，由基層官員做起，因他盡忠職守，工作勤奮，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提升為入境處幫辦（Immigration Inspector），現更名為入境主任（Immigration Officer）。但他被某英裔上司評為英語不佳，署理高一級的職位2、3年都無法升級，受盡冷嘲熱諷，在70年代末期得了精神病，最後跳樓自殺。這事件全港傳媒竟無一提及。不知是傳媒的忽略還是政府的故意低調處理。如果是後者，大概當時的政府新聞處有關官員會被上司嘉許吧。
直至80年代，因整個政府的本地化政策，入境處的高級職位才能有本地華人出任。
你不知道的67暴動 6-1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