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推動白話文，當有其背景。胡適在人生學習求知欲最旺盛年齡到外國求學，接觸到當時美國最優秀文化，再回顧當時中國，無論國勢或清末文學氣氛，已成強弩之末，清代科場重視的八股文更顯出僵化無力。
胡適說新文學運動古已有之，唐代韓愈提倡以散文代替韻文寫文章，便是早期的文學革命。西方中古時期的失去活力的「死文字」拉丁文影響胡適，深信「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應受時代淘汰。所以在提倡「新文學」白話文之餘，不忘大力鼓吹打倒舊文學。
白話文學早在元代興起
胡適認為元代已興起白話文學，元曲是普羅大眾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白話文學革命。他說中國文學之復甦，得力於戲曲和白話小說。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說和不少明清小說，都以當時的白話入文。大受歡迎的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早把白話文的形式標準化了。胡適並在信中對好友說：「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
胡適的改良文學態度是理性的，尤其是較後提出為學四大主張，切中時弊，屬救國良方。時至今日，社會上可見文章九成九都用白話文。胡適高瞻遠矚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實媲美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貢獻令人敬仰敬佩。不過，今天看來，不免仍有失着之處。
文字比語言更有深度和技巧
因為中國文和語的結構，基本上不可能一致。我國自有甲骨文算起，流傳後世的文牘，文字比語言精要得多。古代文牘收藏不便，求精簡。更有時代原因，是書寫的物料珍貴，鑄蝕的青銅器，書寫的縑帛或竹片，都希望下載的文字愈精簡達意愈好。文言古文的表達力和精要，比語言更有深度和技巧。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試用語言或白話文寫出來，便知道古文的精要可愛。
胡適、陳獨秀、魯迅，甚而後輩傅斯年、顧頡剛、朱自清等較後期的文人，寫白話文沒有問題，但再後兩三輩的文人，白話文章便大不如前輩了。有些文章顯得空疏，詞彙貧乏；有些文筆纍贅蕪蔓，不能言簡意賅；更多歐化句語的出現，顯然有人走了彎路。說到文采昭然的文章，更是百中罕遇。
白話文空疏欠古文根基
何以出現這樣情況呢？當時不知原因，現有看來，道理十分簡單，因為胡適一輩文人，是讀文言文出身的，寫白話文是解放，沒有出現大問題。較後一輩朱自清等人，也是讀文言文成長的，再後三四輩文士，缺乏古文行文修養，毛病便顯露出來。能習文言文，好比學武先學紮馬，馬步穩了才耍功夫，招招得心應手。後兩三輩的文人，文言文讀得較少，根基較弱，沒有「紮馬」功力，功夫便虛浮了。相信這個問題，胡適和當時推動新文學大旗手陳獨秀等人都沒有注意到。
不知是否求成心切，胡適有點痛恨文言。他推動白話文運動時把文言推到白話文敵對的位置上，要打倒文言文。他能被保送留學外國，筆者不會懷疑他的文言根基。但顯然他對文言的功用認識不深。《胡適口述歷史》作者唐德剛在該書注釋說：「我國文言文字千年以來一脈相承，是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有血肉相連關係。孔夫子2500年前說『老而不死是為賊也』是文言、還是白話呢？『床前明月光』、『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還是活文字呢？」胡適推動白話文有功於世，但呼籲打倒文言，痛恨文言，未免是一種錯失。若把我國文言古文和拉丁文並論，更是大錯特錯，因今日文言文仍流着鮮活的血液，許多詞彙及意念常出現今日文章中。
只有古詩文才適合背誦
學習語文最便捷的方法是背誦，筆者有幸在11、12歲時，在嚴師教導下已能背誦全篇數百字的《阿房宮賦》、《弔古戰場文》、及長篇唐詩《琵琶行》等逾十多篇古詩文。老師叮囑背默，錯或漏一字扣5分。此說並非炫耀自己特別聰敏，而是全班八、九成同學都可以辦到，事在人為而已。很奇怪，筆者認為只有古文古詩詞，才適合背誦。今日的教育若然要學生背誦，課本只有白話文，便沒有值得背誦的素材。文科而沒有背誦的學習過程，學子的語文水平應聲而下，早在預料中。這情況相信胡適也忽略了。
寫白話文而沒有文言古文基礎，文中詞彙便貧弱，高手極其量只是文筆暢順，文采大都欠奉。古文除了行文布局、結構、用詞用字值得我們學習之外，更帶有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智慧和文化精萃。學習古文能拓展學子視野，啟迪思考，增強我們對民族自豪感和愛國心。筆者認為今日國文教育，小學最少學習20、30篇古詩文，中學50、60篇。前人留下兩部易見易得的寶書，一是《古文觀止》，一是《唐詩三百首》，取其內容作課文便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