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移居美國多年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李澤厚在科羅拉多州逝世，享年91歲。內地的社交媒體、網媒報道李澤厚去世的消息鋪天蓋地，知識界和文化圈也有不少人發文悼念。
易中天：李澤厚當年是何等了得
作家易中天在他的微博這樣寫：「剛剛得到李澤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20年前，我發表〈盤點李澤厚〉一文，對先生的學說有贊同有批判。先生不以為忤逆，只是當面對我講：『你可以說，我可以不聽。』又對我提出許多善意的建議。當時匆忙，未及深談，孰知竟成永別。悲痛之中，忽然領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與『佛云不可說』為他的《世紀新夢》作結。謹以此意，敬獻輓聯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說；
人其無力，子曰如之何。」
20年前，易中天在〈盤點李澤厚〉一文寫道：「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80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然而今天的大學生，已大多不知李澤厚為何許人也了。老話說，30年河東，40年河西。白雲蒼狗，本是當然。但，從80年代初到如今，不過20年光景，李澤厚就『過』了『氣』，無乃過速乎？」
緬懷80年代風潮驟起
李澤厚20年前就「過氣」了嗎？筆者不知道。但是，他的著作《美的歷程》，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中，成為不少大學生的讀物倒是不假（當然還有朱光潛的《談美》）。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揭櫫五四運動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也風靡了不少讀書人，自然也招來大量批評。李澤厚的前同事、摯友劉再復形容他是「中國大陸當代人文科學的第一小提琴手」，實不為過。
不過，李澤厚91歲高齡「走」了之後，在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中，敏感的傳媒卻「嗅」到了「集體緬懷80年代」的氣息，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周國平的悼念文章〈李澤厚：思想者不懼寂寞〉中寫道：「（我）讀研究生時，李澤厚的大名便如雷貫耳…… 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學術界尚是一片空白，李澤厚一氣出版了三部著作，即《美學論集》、《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十分耀眼。後兩部是新作，皆大部頭，可知在學術遭廢棄的『文革』年代，這個好學之人並未荒廢學術，一直堅持有主題有系統的研讀，終於厚積而薄發，這個『薄發』，在這裏應該讀作噴薄而發。」
「厚積薄發」的李澤厚，遇上了「噴薄而發」的80年代，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化學反應」。「多維新聞」有評論形容80年代的李澤厚「幾乎是獨領風騷，風靡了神州大陸，尤其是在『美學熱』中，他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在知識界極具影響力。」
言論寬鬆時期 文化難以複製
這篇評論又形容80年代是「最浪漫的時代，而且難以複製」。只因當時的中國內地，「剛剛從文革10年浩劫的泥潭中走出，禁錮人們思想的『兩個凡是』（華國鋒執政時期的口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枷鎖剛剛卸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熱火朝天，思想碰撞激盪，言論空間自由寬鬆，封閉已久的巨型社會就像一道洩洪的閘門被衝破，看似平靜的潮水瞬間以不可阻擋的勢頭湧出」。
1949年中共建政後，80年代恐怕是中國內地思想言論自由最寬鬆的時期：北京西單出現了「民主牆」，中美正值「蜜月期」，大量西方經典著作以原文或翻譯進入中國，「剛剛解凍的人們對現實、未來充滿了探索的激情。每個學生都是『問題青年』，都洋溢着一種青春的氣味和對思想的渴望，粗樸而貧乏的物質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種精神的追求」。
當時的大學生，放下了馬列著作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聽着鄧麗君的流行歌，如饑似渴地閱讀着《簡愛》、《咆哮山莊》、《浮士德》、《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野性的呼喚》、《戰地春夢》（又譯《永別了武器》）、《戰地鐘聲》（又譯《喪鐘為誰而鳴？》）、《原富》，還有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愛情小說、余英時的歷史評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張五常的《賣桔者言》……。
不過，連李澤厚都會承認的是，到了80年代後期，「理性不足，激情有餘」成為社會時髦的意識。激進的年輕人不滿現實的反叛精神開始顯露，開始像「五四」的前輩那樣否定傳統、否定本國文化，鄙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傾慕西方工業文明，擔心不走向「藍色文明」，便會被「開除（地）球籍」。一些人扯得太遠了，論證不講邏輯，學術不講規範，隨心所欲地泛說中外古今，文風膚淺浮躁，尤以1988年央視製作的紀錄片《河殤》和1989年出版關於討論《河殤》的書籍《龍年的悲愴》為代表。之後便是1989年的民運和「六四事件」，寬鬆的80年代便隨之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