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園林與中國傳統藝術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中國山水畫，紹興東湖也不例外，值得一記。
造園手卷 人在畫中
作為傳統文人的陶濬宣，改造之初，即築堤圍湖，架橋鋪路，基本奠定了園内「山、湖、堤」的空間關係，同時設置書院與庭榭，營造多樣化的園林生活。遊人只要佇立攬月橋上，不難察覺東湖是一個天然狹長的山水景致，造園者在一側布置觀景長堤，使水石立面成為主要的欣賞對象。如此空間效果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手卷，其特徵是橫向構圖，高度窄但長度極長，需要逐漸展開才能繪畫和欣賞。
好了，讓我們回到現場。我們站在外堤之畔，狹長的東湖湖面映襯天光雲影，倒影山色。人在堤上走，崖壁則隨遊人行進而逐漸展開，猶如攤開畫卷，雖不能一覽整座山形，卻能在動態游觀時，將逐一出現的景色自然拼合，形成整體，同時又透過假山、屋宇、樹叢、石橋等要素，置於其中，串聯成連續的視覺敍事，這些要素既有助於界定單獨的園林空間，也能夠起到承上啟下，結束前一個場景，同時又開啟後一個場景的效果。
故此，在遇到有趣之景時，遊人可駐足靜觀回望。如此像極了觀覽手卷的體驗：不斷變換的場景和地點，組成了一個移動的畫面。筆者當時在湖堤上漫步，時而往返，不捨離去，不禁想起美學大家宗白華對中國藝術的空間意識之描述：「中國人看山不是心往不返，極目無窮，而是『返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真是開眼界的洞察，令人歡喜讚嘆。
此為遠觀。
如要近看局部，近距離接觸内湖、崖壁和深潭等景點，則可沿着内堤旁的小路觀賞。小路沿着箬簣山腳伸延，環境幽暗，與沿湖堤面不同。它是由石磯、石板纖道、汀步、跨橋摻雜而成，如此布局，起伏不定，難以快走，卻增加了遊覽的趣味性。故此，行於其中，一側是挺然直上的懸崖峭壁，一側是開闊的湖面和對岸的粉墻，視線雖然時而被石磯、假山、樹叢所隔斷，卻疏密得宜，曲折有致。
遊人可遠眺深潭，仰觀崖壁，每一次駐足觀看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畫面，猶如聳然豎立的山水冊頁。如此觀景，則非山之整體形象，而是碧水深潭，老樹盤根，水石嶙峋，以及那奇秀百態的崖壁景觀。
東湖石宕山水，本是自然山林與人工採鑿之產物，乃自然之美與人工之美的結合，歷經千百年之久。如此殘山剩水的景象已容易引發觀賞者内心無盡的時空感。而隨之而來的造園理景活動，無論是敍事畫卷的展開，還是空間體驗的塑造，使得殘山剩水之景與時空延綿之情更加交融互滲，令人遠觀，近探，身臨其境，流連盤桓，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情趣。
東湖居士 隱逸壯志
這一切的布局與效果，離不開造園者的巧思與襟懷。晚年自號東湖居士，在此造園辦學，支持革命事業的清末文人陶濬宣，其生平經歷實乃中國隱士文化與近代書院改革的美好結合。
陶濬宣（1846-1912），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會稽陶堰人，晚號東湖居士。光緒二年舉人，之後任知縣、知府、道員，加三品銜，賞戴花翎。陶氏工書，尤擅魏碑，筆力雄勁，氣象闊大，翁同龢、梁啟超等均對其書法大為推重，可與趙之謙比肩。唯趙氏足跡遍布全國，而陶氏主要事業均在紹興，所以名氣稍遜。
光緒時所鑄銀圓及銅圓上「光緒通寶」模字，亦為陶氏所書，足見其影響之大。梁啟超當年對陶濬宣相當崇拜，說自己寫字是受了陶氏的影響。梁在《稷山論書詩序》中說：「計十二、三歲時，在粵秀堂三君祠見心老書一楹聯，目眩魂搖不能去，學書之興自此。」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陶濬宣回鄉隱居，選址箬簣山購地造園造景，仿桃源意境營建園林，拓寬水面，築堤二百餘丈，並將此地命名為東湖，東湖園林自此成型。
陶濬宣選址箬簣山並非偶然。自此地向東30里為陶堰，是紹興望族陶氏的聚居地。紹興陶氏是東晉詩人陶淵明之後，自元明以來陶氏為當地望族，產業甚多。據《越中園亭記•城東》記載，明代紹興城東有私家園林28處，其中20處為陶氏族人所建。自先祖陶淵明起，陶氏族人向有造園隱居的傳統。陶濬宣50歲辭官回鄉隱居，營建紹興東湖別業，其立意不難看出是追隨前賢，退隱求道，也有保護宗族風水的初衷。
義學藏書 力圖變革
我們且看看現存陶濬宣的楹聯題詞，處處透露出其出世與入世的情懷。一方面，他希望能遁於桃源，醉心於殘山剩水之間，寫出「崖壁千尋，此是大斧劈畫法；漁舫一葉，如入古桃源圖中」，原東湖門聯則是「門前學種先生柳，嶺上猶橫隱士雲」。另一方面，他又壯心未已，感時局艱險力圖變革，「倒下蒼藤成篆籀，劈開翠峽走風雷」。這些文字既表明了陶濬宣對東湖山水的深刻理解，也寄託了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故此，陶濬宣排除困難，籌款營建東湖園林，也在此建立「稷山堂」藏書樓，興辦陶氏義學，孜孜不倦地進行教育改革，同情和資助革命。1896年，他寫道：「遠東事起，世變益橫……國興於治，治端於學。非自強不足為國，非育才不足自強」，故「縮食捐衣，毀產負債，獨力捐建」東湖書院。
陶濬宣把「東湖書院講學之堂」名為「通藝堂」，設「史學、子學、算學、譯學四齋」，同時教授中西學。他認為：「無故不能生新，無新不能拓故……採西意行中法，採西法行中意。晝夜異候而成日，寒暑不同功而成歲。此濬宣通藝之意也」。此後數年，「複築藏書樓，便學生籀讀。先代圖籍及近世新譯書，悉蠲置焉」。
傳統書院走向現代學堂，從此開始。可以說，東湖園林，既是陶氏寄情山水的歸宿，也是他實踐社會理想的文化舞台。
萬柳橋邊 放生遊人
陶濬宣的東湖書院，不僅是我國較早實施「新式教育」的私立學堂之一，還曾經人文鼎盛，聘請了孫翼中、壽孝天、陳燮樞、何閬仙、陶成章、周作人等名家任教，培養出科學家竺可楨、實業家陳彭年、民主革命家陶冶公、文史學家劉大白等著名人物，與台灣近代史息息相關的國民黨大員陳儀，也曾在此求學。
此外，東湖學堂更是光復會的重要聚會地，孫中山、秋瑾、陶成章、徐錫麟、魯迅等都曾在東湖共商革命大計。陶成章被刺去世，孫中山親臨東湖拜祭。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多次到過東湖遊覽。
陶濬宣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他曾經入仕，後來歸隱，繼而從西學中用，變革圖強思想出發，逐漸過渡到同情與資助民主主義革命，是19世紀末中國進步舊派文人的縮影。他站在傳統「士文化」與「新文化」的門檻上，用園林和書院來實踐社會理想和抱負。
此外，其親手營造的東湖園林，也處在傳統私家園林向現代公園轉化的節點上。根據資料顯示，東湖並非封閉式的私家園林，相反一直是紹興當地開放式的「公園」。當地人會在堤上春遊，湖上泛舟，並把東湖當作佛教放生池。蔡元培在《遊繞門山石》有此記載，「萬柳橋邊堤百丈，遊人競說放生池。」
中國隱士傳統，乃從儒道文化中汲取精華，逐漸成長，最後剝離出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隱逸文化，是古代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滿濁世，而採取消極避世的一種人生態度，它是古代知識份子「獨善其身」的高潔人格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隱居並不一定是消極的退避，也可以是另一種積極人生的開始：退隱士人或藏書或辦學，積極保存和弘揚文化，古而有之，陶濬宣便是其中之典型。陶氏60歲（1906年）曾拍有一黑白照，傳統文人，彬彬有禮，但西裝革履，頭戴西洋帽，一派名士風範，此時正是東湖書院最鼎盛之時期。
方寸之間 自有天地
下筆至此，已是夜闌人靜，兩隻貓兒在客廳沙發上呼嚕打盹。我望着電腦中的東湖舊照，彷如重遊，感覺甚是奇妙。旅遊既是逃避，也是追尋，可以是現實和想像的美好結合。
明末的張岱透過遊記的方式，站在夢境和回憶的角度，對西湖的山川景物作如癡如醉地遊賞。這是回憶，也是創造，更是亂世中的信仰。
我等生在和平年代，物質豐盛，旅遊經歷遠超古人，可供翻查的資料也汗牛充棟，唾手可得，差的只是我們能否安頓身心，靜心品味，探求旅遊照片背後的故事和淵源，則能心遊物外，不為形役，興許能暫時擺脫現實之羈絆，覓得箇中真趣。
方寸之間，自有天地，紹興東湖，值得一訪再訪。
〈夢迴紹興東湖〉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