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中國的科技在16世紀前一直遠比西方發達，為什麼在近代卻落後了呢？今日，經過多年革故鼎新，中國在各項中學生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中往往名列第一。為什麼中國的整體科研成就卻未達世界頂級呢？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為解答原來的李約瑟之謎，人們提出了不少觀點，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中國古代重文輕理的學問氣候。「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封建中國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皆以「四書五經」的人文之學為軸心，故沒有發展出系統化的現代科學。即使中國古代的科技，亦僅以個別的實用發明和觀察為主。
19、20世紀之交，晚清下詔「廢科舉、設學校」，掀起了中國學統的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經學自此淡出歷史舞台，新大學則以西方科學為本，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這個科學化、專業化的轉變過猶不及，反成錢學森之問的癥結。
記得小時候走進科大理學院院長鄭紹遠教授的辦公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書架上一本奇厚的《全唐詩》，至今仍歷歷在目。有「現代分析之父」之稱的數學家魏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曾說：「一個沒有幾分是詩人的數學家，永遠不會是個完整的數學家。」 人文學習所培養的視野、胸襟和想像力，往往是科學大師創新的泉源。我不禁想起王國維評稼軒《木蘭花慢》所言：「詞人想像，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人文學養成就科學大師
由是觀之，美國大學奉行博雅教育，盛行文理並修，同時美國佔了全世界一半的科學諾貝爾獎，實非巧合。反觀現時中國的高等理工教育較側重於專業和技術性的訓練，人文選修課偏居一隅，熏陶有限。這樣能訓練出不少「科學匠」，卻較難培育出大科學家。
當然，我不是倡議恢復「四書五經」的經學教育，而是在大學教育中增加古今中外人文經典的比重，讓理工學生也能結合人文和綜合的素養。博雅教育的果效或許不像專科訓練般可觸可摸，但我深信在文理交融的教育下，中國的科學將對世界文明再次作出偉大的貢獻。
原刊於《大公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Pixabay / 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