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緣？我信。人跟人，就算歲月逃脫，還能用手抓著的衣袖，這便是「緣分」，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我和香港頂尖憲法專家陳弘毅教授是兩種性格、兩個世界；但是，在生命的東南西北，總是碰上、道別、又碰上。他父親是我藝術界前輩，他太太是我的同班同學；不散的筵席。
陳教授香港大學畢業，後去哈佛大學，回港，當了一陣子律師，再到港大，作育英才至今。我要「紀念」這緣分，通過談天，留點文字；他說：「好呀，快來大學午飯，可給你一些珍貴照片！」學長非常愛惜我這學弟；叫他「黃大仙」，也不足說明他的慈悲性格，因為黃大仙還需上香，Albert（我對他的暱稱）是「空氣」先生，沒收費，卻常煩廟堂之事。我和他，經歷太多，兩個男人愛閒聊。
陳弘毅和我吃飯，常互搶「埋單」，禮貌，本該如此。我笑：「你是我的導師！」他淺笑：「為什麼？」我說：「1978年，我考進港大的法律學院，當時，第一個接觸的是『迎新小組』，三人一組，你是組長，教懂我如何適應大學生活。6、7年前吧，我已經『封筆』，你突來電：『橙新聞成立，邀約律師寫網文，我不寫了，你寫吧！』就這樣，筆耕至今；此刻，但覺文字痴纏，既是愛人，又是仇人。」
Albert是吃不胖的，白白、瘦瘦，說話如在圖書館細語，二十分貝：「太多東西沒時間處理，最近，眼睛有些毛病，只好多聽有聲書，書，都堆在地上，看不完。」我苦惱：「唉，患難與共，我耳朵跑出毛病，懶動，想把辦公室搬到床上。」
我們談到2019年至今的動盪香港，都感慨萬端。我說：「衝動，容易被人利用，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後，捲起千堆雪。」
Albert點很多食物，但吃得少：「面對新的未來，我希望年輕人辨析國民的身份，其實民族認同的光譜很闊，你可曾了解國家的河山？風土？文學？歷史？哲學？如只在政治題目打滾，便忽略了中華文化的博大。」我同意：「在殖民地年代，我們的身份是英國屬土公民，卻珍惜民族的身份，許多同學，選擇去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玩中國樂器；大學的旅遊熱點是內地，想看萬里長城和蒙古草原。當時生活困難，但今天人民取得的幸福，特別是脫貧，有目共睹。看扁民族，其實是招引別人看扁自己！」
我問Albert：「世伯陳達文六十年代在政府工作，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話劇團等是他協助成立的，他是藝術界的功臣，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終生成就獎。小時候，你的精神生活一定很精采？」Albert回想：「哈，我必然學過鋼琴；但是，自己沒有藝術細胞；和其他孩子不一樣的，只是常和家人去看話劇、聼古典音樂會，熟悉管弦樂器和曲目如貝多芬。唸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時候，我唸數理科，到了進大學，父親說法律很實用，我便選讀了。家裏特別的，是藏有大量古典音樂黑膠碟，還有各樣的Hi-Fi器材，像貨場。小時候父母很少帶我看電影，中學時期喜歡的電影Carnegie Hall和War and Peace，都是和同學看的。」
我掩嘴：「小時候，我看電影比看書還多，因為媽媽愛帶我們外出打麻將，但是又不想小朋友吵著，於是給我零錢，拖著弟妹去看電影，我想當導演，但家裏覺得這不是『正常』職業，於是轉為編劇吧，沒想到命運最終是律師。」
Albert對人很好：「還吃什麼？」我失笑：「做律師的好處，是『請別人吃飯，別人請吃飯』，對美食，已失去好奇，吃，只是維持生命的手段吧！」他點頭：「我也不是foodie，肚子不餓，便算。我喜歡看書，但是為了研究，已太多法律閱讀；週末我喜歡看『雜書』或電影，例如科幻、歷史、文學電影，Little Women（小婦人）和許鞍華拍關於蕭紅的《黃金時代》便是其中；雜書如白先勇的《細說紅樓夢》和關於現代德國哲學家的Time of the Magicians。我看電視不多，主要是看新聞、紀錄片。」我支持：「香港人不要怕文化學習，把它看作零食吧，每星期吃一點點。」
我傷心：「我們很幸運，那年代的香港知識分子，許多都精通中英語文，深切了解中外文化。今天，有些人談到中華文化，鄙夷不屑；有些談到西洋文化，又鼻孔朝天，這兩個極端，皆井底之蛙。」Albert感觸：「香港是自由之都，可以吸收中外的文、史、哲營養，我們要好好利用，不應該讓意識形態限制自己，思想應該是客觀、理性和包容的。」我搖頭：「最可怕的，有些家長以子女英語流利為榮，卻不以中文糟糕為愧！」Albert說：「做為中國人，在思想上，應對自己民族的文學、哲學、歷史有良好認識，同時，亦要學習現代西方的思潮和理論，這才是內涵和修養！」我接著：「在路邊，你問人誰是李商隱？魏晉南北朝是哪年代？九流十家是什麼？反應會很可笑！」
我開玩笑：「你長期戍守大學，沉悶？」Albert驚訝：「哪會？港大是一個文化城，如博物館、書店、音樂廳、公開學術講座，太豐富了。有時候，我為外國朋友安排的活動，便是參觀港大，介紹它的建築、歷史、人物；連地鐵站也叫香港大學站（HKU Station），站裏的牆板，更印上港大百年的照片，像校史館。」
我問：「香港的文化生活落後嗎？」Albert回答：「雅文化方面，如古典音樂、人文閱讀、逛博物館等，可能稍爲落後，也許香港人太沉迷於物質生活；但是俗文化來說，一點都不弱，港產片、流行曲、動漫，甚至通俗小說，花團錦簇，這些東西也有文化價值。學校教育方面，過去，過分偏重技術灌輸，如商業和科技，太功利，而忽略人文和倫理教育，包括文學、歷史和哲學。其實，教育最重要的是霍韜晦先生講的『性情教育』和『生命的學問』，學習如何做好人。」
我百感交集：「以前的父母沒有唸書，卻有很多做人的道理，教導小朋友；現在，許多父母都有唸書，但是卻不懂『責己以嚴，待人以厚』，反而一天到晚教小朋友：別人不可以欺負你、你要記得爭取權益，否則，便complain、complain呀！」
Albert揚聲：「來，要不要吃甜品？」我欣然：「一點點。」他接著：「學者洪清田說過現代政治、管治和行政，是以獨立個體及個人自由自主為基礎、建構由上而下的理性多元體制及中立平台。我認爲現代華人應擁抱雙源文化，既學習中華文化的珍貴之處，又通曉西方的現代學論。內地的現代化發展只有數十多年，人民也許未能做到這方面；原本，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應可以展示雙源文化的力量，可惜，由於政治鬥爭的拖累，這個理想仍成空。但我認為，一國兩制的實驗仍未結束，香港人仍有望成爲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先行者！」
我激動起來：「學兄，你曾經提到德國的近代史充滿啟發性，因為她從二戰前後、東西德分裂、後來的合併，從血淚中得到教訓；我也希望近年的大事，叫更多香港人長點心，在工作和享樂以外，認真學習中華民族的文、史、哲；內地最近亦啟動『新文科』教育，改善國民的文化水平。」陳弘毅教授最後說：「我衷心希望年輕人，不要只從負面心態去看事情，所謂『反求諸己』，這才是出路。」我點頭：「最近看內地報導，消防已使用無人機，快速滅火救人，國家，在客觀地改善；凡事，在批評後，亦要自我檢討，才會進步。」
飯局裏，滿席都是好吃的菜，而廚房的某對筷子和某個碗，更有緣放在面前；我感受到陳弘毅的高情厚意，又感受到他對香港的擔憂；在愛之深的大前提下，我是「責之切」，而教授是「痛之切」。我問Albert有沒有歌曲想聽？他的笑容像陽光：「《假如愛有天意》，送給我太太。另一首是關正傑主唱的《東方之珠》，送給香港人！」
我和陳弘毅教授，兩種性格、兩個世界；但是在生命的東南西北，總是碰上、道別、又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