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會帶來什麼變化呢？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教授認為，原來的雙普選路線圖已窮途末路，故中央需要出手，但新的路線圖尚未清楚說明，仍會有許多變數。
他相信，中央有很清晰的目的，就是希望香港仍然是一個與內地有許多不同的特別行政區，但香港一定不可以成為北京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破壞國家利益的地方，兩者之間要找一個平衡點。
新選舉制度會為香港帶來什麼變化？
為何中央要決定大改香港的選舉制度呢？按官方的說法，就是要完善選舉制度。張炳良相信，「完善」的意思反映中央對香港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存在憂慮，特別是經過2019年以來發生的事情，（中央）要撥亂反正，要確保「愛國者治港」，要反中亂港者出局，亦要讓社會上不同界別均衡參與，這都是（完善選舉制度的）出發點。他認為，現階段爭論改變選舉制度是否必要，在政治現實上沒有太大意義，應該討論的是，新選舉制度為香港帶來什麼變化。
張炳良說，香港自回歸以來，按照《基本法》所走的政治發展軌道，其實已經「易軌」。特別是在2007年底，中央提出的政改邁向雙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原來的設計是逐步增加普選成分，到2017年便可以按《基本法》規定，經過評核委員會提名，普選行政長官。可是，2014/15年的政改爭論，包括佔中的衝擊，致使局面無法突破，到底哪些因素造成2015年政改的失敗呢？
他說：「我相信許多方面都有責任，包括泛民主派。然而無論如何，經過了過去幾年的事情，到今天再爭拗假如當年不是這樣，又會怎樣，沒有多大意義。反而我覺得，既然有這樣的改變，儘管社會上出現很大爭議，有些爭議也未必充分浮出水面，為什麼呢？因為整個過程牽涉到一些新設計的機制有選舉權，亦有一些組別原有的選舉權被拿走了，這個過程一定充滿政治利益的含意。然而無論如何，在香港，就算有這樣的變化，在新的框架、新的軌道內，如何能夠做到在既定的選舉制度中，儘管對於制度本身或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要確保制度內部要公平、公正和公開。」
另一方面，中央強調雙普選的目標，按照《基本法》仍然存在，仍然有憲制上的責任，要邁向雙普選目標。「原來的軌道是逐步增加普選成分、地區直選成分，最終達至普選。現在雖說改了軌道，但目標不變，新的路線圖會是怎樣的呢？今次人大的決定，包括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都沒有充分說明，可能仍然需要蘊釀，需要思考，要看新的選舉制度實行之後結果如何，因此許多變數仍然存在，而在這個最初的階段，很難預測這變化會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
他相信，香港有些市民心情會變得複雜，「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停止兩年來的亂象，社會回復穩定，也希望中央多了解香港；另方面，對於新政制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這都需要各方面注意和透過實踐，令新制度真正走上邁向雙普選的道路。」
香港回歸後無可避免納入中國大循環
如何理解這次改變選舉制度與一國兩制的關係，又或如何理解過去多年來對一國兩制實踐的判斷？張炳良覺得，不同的角度看，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像「瞎子摸象」一般，「你摸到象鼻就會覺得是這樣；摸到象尾又會覺得是那樣」。一國兩制究竟是不是走了樣，或者「名存實亡」，這很視乎原來對一國兩制怎樣理解。
他認為，一國兩制在設計的時候，最初的出發點是「保持現狀」，即香港保持當時的狀態，或者將八十年代認為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的體制，以及當時香港各方面的制度保持下來，到1997年7月1日也按照這個制度走下去，認為這樣便可以令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因此，八十年代初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曾說過：「馬照跑，舞照跳」，一切不變，只是換了旗幟，換了總督（特首）。可是，現實的發展並不是這樣簡單，現實的政治也不是這樣簡單，要通過1997年7月1日回歸之後的實踐，才能顯示究竟好處在哪裏、問題在哪裏。
「實際上，1997年7月1日之後，過去20多年不斷見到許多問題，任何社會都會經歷一些問題，這跟社會制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過去20多年我們認為，如果走到雙普選，實現民主制度，很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但如果真是這樣簡單，美國、英國便不會有問題，但事實上他們也充滿問題。因此，社會問題永遠是源源不絕的，不同的制度，解決問題的方法也相同，亦可能有掣肘他們解決問題的種種障礙。
「我們回顧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應該再總結一下，香港在回歸以後，無可避免會納入中國的大軌道中，就像地球繞着太陽轉。這個變化跟1997年之前很不一樣：1997年前是英國管治，香港當時被視為『西方世界的香港』；回歸以後，儘管西方大體上認為香港沒太大變化，但在憲制上，香港一定會被視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制度上可以跟內地很不同，繼續保留國際城市的身份，在經濟、金融等許多方面與內地不一樣。」
他接着說，這個變化與香港人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過去20多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即究竟是「香港人」、「中國人」抑或「中國香港人」，在回歸以後，這種困擾無可避免，問題是如何理解。
望新選舉制度走出新路邁向雙普選
「我的理解是一國兩制在『轉軌』後的香港，納入中國這個大軌道後的必然經歷，或者可以說是『陣痛』，但如果好好正視這些矛盾，同時容許香港保留不同的制度，抱着善意的態度，是可以處理『融合』和『分開』兩者的矛盾。然而，2019年以來的衝擊，對香港傷害很大，亦令中央重新評估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特別是在全球地緣政治背景下，中美關係的變化。
這些因素歸納起來，中央於是作出判斷，認為原來政改的路線圖會帶來更多問題，因為只要泛民的『關鍵少數』不支持，政改便寸步難行，因此中央認為過去的路線圖已去到「窮圖末路」，希望改變可以走出一條新路，目標同樣是邁向雙普選。」
他坦言，他覺得目前的路線圖仍然未清楚，但不認為一國兩制結束了，「中央是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希望香港仍然是一個保留許多與內地不同點的特別行政區，但一定不可以變成威脅國家安全、破壞國家利益的地方，兩者之間要找一個平衡點。」他說。
張炳良教授談香港改選舉制度的影響（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