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英國保守黨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建議保守黨應放棄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改走不左不右的「中間路線」。黨魁戴卓爾夫人打斷了他，舉起一本書說：「這，才是我們相信的！」然後把那本書「砰」一聲砸在桌上——那就是奧地利學者海耶克（F. A. Hayek）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生於1899年的海耶克，是憑着經濟學研究而聲名鵲起的。身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學生（見《米塞斯——黑夜中的自由騎士》一文），海耶克進一步發展了奧地利學派的經濟週期理論（米塞斯和海耶克是少數預言了1929年華爾街超級股災的經濟學家）。此外，海耶克1941年出版的《純粹資本原理》（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更是登峰造極，深不可測。據估計，當今世上從頭到尾參透這本書的，不超過十個人。
政府干預 奴役之途
但真正成就海耶克一生傳奇的，是他自不惑之年開始，在政治哲學方面的工作。20世紀上半葉那個「火紅的年代」，西方學界的思想全面左傾，英美兩國正急速走向計畫經濟。這時，海耶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1944年寫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警告英美兩國在對納粹德國抗戰的同時，國內的「有形之手」卻會誘使政府權力不斷擴張，最終走向跟納粹德國一樣的極權暴政，即使有民主選舉都沒有用！
《通往奴役之路》一出，有如平地一聲雷，被英美民眾買至斷貨，但也令海耶克在學術界的地位一下子跌至谷底：要知道，在當年左派稱霸的西方學術界，任何支持自由經濟的人都會被視為貪婪冷血的敗類。而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更進一步奠定海耶克在學術界「過街老鼠」的地位。海耶克有感一生的理想付諸東流，患上了抑鬱症，每天早上都再沒有起床工作的動力。
1974年是海耶克「起死回生」的一年。這年，他憑年輕時的經濟理論研究而獲頒諾貝爾獎，在學術界的地位隨即谷底反彈（“from goofball to guru”）。海耶克更鼓起餘勇，完成了卷帙浩繁的三冊鉅著《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堪稱其一生政經思想的結晶。
自發秩序 不容操弄
海耶克認為現代的學者過分執迷於理性主義，覺得任何社會秩序都必須根據一個藍圖規劃而成，這是「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海耶克指出，每個人都最清楚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這些知識分散在所有人的腦中，任何當權者都不可能收集足夠資訊，作出有效的經濟規劃。市場經濟、私有產權就是人類經過多年進化演變而來，讓人們運用各自的知識和才能，互相協調的制度，不能輕言改變。
海耶克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是「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這些秩序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s, not of human design”）。例如語言的規則不是故意設計出來的（最初沒有一個人發明 “yes”、“no” 這些字，然後公告天下，叫所有人都用這些字），但在無數人摸索、協調的過程中，語言的慣例便慢慢發展出來了。市場經濟的道理亦然，並非人們可以濫用「理性」扭曲支配，所以海耶克認為法律只應界定一般的行為規則（例如定義私有產權），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應是賦予特殊權利或義務的個別指令（例如控制的士數量和車資）。
海耶克對「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概念也有深刻的見地。海耶克認為，只有一個行為才可以是「公義」或「不公義」的（視乎是否強迫別人而定），而爭論一個財富分配的結果是否「公義」是無意義的（undefined）。他曾慨嘆：「沒有什麼比『社會公義』的海市蜃樓對個人自由造成更大的破壞！」此外，在海耶克眼中，人類文明的另一大悲劇，就是混淆了「自由」和「民主」這兩個概念（或者從反面來看，則是混淆了「極權」和「獨裁」這兩個概念）。海耶克認為民主選舉很多時候都是最能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但最關鍵的始終是實際政策是否符合自由的原則，而非政策是否民主地制訂。「寧要自由之獨裁，毋要極權之民主」，是海耶克的戒言。
瑕瑜互見 發人深省
然而，海耶克其實不是一個很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反而跟左派的政策取向有不少妥協。例如他贊成政府提供社會安全網、資助學校、規管樓宇、執行專業認證、建造公園，甚至限制工時（！），等等等等。由於海耶克是最有名氣的右派學者之一，「左方的朋友」就可以說：「連海耶克都支持 XXX 政策啦！」由是觀之，海耶克為後世的自由意志主義運動埋下了不少計時炸彈。
更根本地說，由於海耶克的理論中缺乏自然權利的基礎，所以他只可着眼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能嚴謹地判斷法律的正當性。海耶克寫道，只要法律是同樣地適用於所有人的一般操守規則，而且一早說好，不會擾亂人們的計劃，便已符合「沒有強迫」的自由準則。那麼，如果法律規定所有人都不准吃西蘭花，或者所有人都不准批評政府，不也符合上述標準嗎？但這些例子顯然與海耶克或任何人對「自由」的理解相悖。
自然權利理論的基礎，是人的理智（由於人的本質是以理性行動，所以有不受武力逼迫之權）。海耶克則恰恰相反，他對自由的辯護是基於人們的愚蠢無知——由於人沒有足夠知識進行經濟干預，也沒有足夠智慧理解私有產權制度的演變， 所以應「盲目接受傳統的社會制度」（這是海耶克的原話）。弔詭的是，隨着文明的發展，隨着人類愈來愈聰明，這個立論豈非變得愈來愈弱？例如現今「大數據」技術令一個人能掌握大量資訊，這點已對海耶克的理論響起警號。
擇善固執 否極泰來
但無論海耶克的學說有多少缺陷，他一生擇善固執地為自由奮鬥，捨身勸阻世人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都值得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有人說，20世紀可根據思想潮流而四等分：第一部分的主角是共產主義的列寧，第二部分的主角是納粹主義的希特拉，第三部分的主角是大政府主義的凱恩斯。在與集體主義搏鬥四分三世紀後，海耶克終於迎來了屬於他的時代。不僅英美兩國在80年代重拾古典自由主義的風采，而且沒有人比海耶克在冷戰後期的鐵幕以東更具影響力：他的禁書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黑市廣泛流傳，深深撼動了共產主義國家的人心。在有生之年，海耶克得見柏林圍牆倒下、東歐變天、蘇聯解體、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此時，92歲的海耶克終可含笑而去了！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