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齋餅糭」的比較政治學

政黨要監察選民的投票情況是難上加難,因此蛇齋餅糭極其量只能令選民對其產生好感,卻不能保證選民支持。

剛過去的學期修讀了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主要研究全球政治制度的異同及演變,除了比照民主制度及非民主制度,也探究不同類型的民主制度。早前區議會選舉的結果令有些人認為蛇齋餅糭已不再是勝選的法門;新任的政治素人,又有應否繼續蛇齋餅糭的疑惑。坊間對蛇齋餅糭主要有兩種看法:一、蛇齋餅糭能直接影響選舉結果;二、蛇齋餅糭破壞民主制度。然而,運用比較政治學嚴謹的理論與數據分析,可以跳脫有關蛇齋餅糭的主流論述的窠臼。

本質上,蛇齋餅糭(Vote buying)是一種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選舉策略,侍從主義指的是政客以物質饋贈換取市民在選舉中的支持。當政客換取的是市民在選舉中的選票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支持,學者就稱之為賄選(或蛇齋餅糭)。傳統民主理論認為政客與市民之間侍從式的連結並不可取,因為政客與市民之間應該透過公共政策連結。公共政策的連結也牽涉物質的饋贈,但市民接受饋贈的條件並非在選舉中對某政客的支持,而是基於其身份,例如低收入家庭、退休人士等。

作者在過去的一個學期,修讀了比較政治學。
作者在過去的一個學期,修讀了比較政治學。

蛇齋餅糭的真正影響力

Facebook上看到不少朋友慨嘆蛇齋餅糭的威力無比,但是蛇齋餅糭真可以左右選舉結果嗎?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蛇齋餅糭的成效其實有限。由於世界大部分國家(包括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均採用不記名投票,選民完全可以在收下蛇齋餅糭後依舊按着自己原先的意向投票。事實上,在2016年菲律賓選舉後,學者對馬尼拉市的低收入選民調查發現,在有收取饋贈的選民中,只有約三分之二在選舉中把票投給提供饋贈的候選人(Canare,Mendoza,Lopez,2018)。當然,政黨也非束手無策。在台灣,不少競選經理對所負責的社區網絡瞭如指掌,在選舉後向所屬的政黨報告該社區的投票情況,從而準確地將物質饋贈已投票給該政黨的選民(Stokes,2011)。當選民發現不記名投票形同虛設,蛇齋餅糭便有可能影響其投票意向。

然而,在高度發展的國家與地區,選民的地理流動性較高,令競選經理難以摸清所負責的社區。例如,甲黨的競選經理一向知道黃先生是乙黨的忠實支持者,但黃先生因為工作原因搬到另一個地區,競選經理便要重新評估新來的鍾小姐究竟會否受饋贈影響其投票意向。香港比大部分台灣社區都要發達,因此政黨要監察選民的投票情況可是困難重重。此外,當政黨利用競選經理監察選民,就需要建立監察競選經理的制度,畢竟監察者也需要受監察。但是,政黨不能只用選舉結果來監察競選經理,因為選舉的勝負牽涉很多地區競選經理無法左右的因素,例如香港的政治局面。

簡而言之,政黨要監察選民的投票情況是難上加難,因此蛇齋餅糭極其量只能令選民對其產生好感,卻不能保證選民支持。有學者分析了20次哥斯達黎加的總統選舉,發現只有25%的總統透過選舉舞弊當選(Lehoucq, 2003)。香港比哥斯達黎加更廉潔,不宜高估蛇齋餅糭對香港選情的影響。

侍從主義的兩面

即使蛇齋餅糭不能左右選舉結果,這種選舉策略的存在也有可能破壞民主制度。學者一般認為蛇齋餅糭令選民放棄自由投票的權利,將選民監察政客的民主制度扭曲成政客監察選民的侍從制度。然而,當政客無法有效監察選民,選民實際上依然擁有自由投票的權利,而民主制度也不會受到破壞。有學者甚至認為,由於蛇齋餅糭不能換取選票,它其實不屬於侍從主義(Bjorkman, 2014)。侍從主義中政客與選民的關係是階級分明的,政客是主、選民是僕。相反,Bjorkman認為政客透過蛇齋餅糭建立平等、互信、互愛的關係,長遠而言,蛇齋餅糭能在當選人與選民之間建構緊密的連繫,從而提升政治制度的代表性。的確,完全拒絕蛇齋餅糭的候選人經常被譏為「離地」,因而失去基層的選票。

這種美化蛇齋餅糭的論述難免言過其實,當蛇齋餅糭令市民主觀認為民主制度腐朽、選舉不公正,將破壞民主制度的公信力。即使蛇齋餅糭沒有破壞民主制度的監察機制,甚至提升了制度的代表性,只要蛇齋餅糭令一般市民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足以衝擊民主制度。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菅原一秀在今年10月25日辭職,因被揭發於2007年的選舉,向選民送贈貴價蜜瓜、橘子和螃蟹等禮物。由蛇齋餅糭到蜜瓜、橘子和螃蟹,比照全球的政治制度,分析地區的政治現象,方能破除本地論述的偏執,豁然開朗。

作者簡介

現於牛津大學修讀哲學、政治、經濟,為王后學院米歇爾獎學金和香港卓越獎學金得獎者,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於2018年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考獲45分滿分。對中港及國際政經議題感興趣,現任牛津大學香港公共事務及社會服務學會內務副會長,曾任牛津大學中國論壇的國際關係研討小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