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象補中國憲法與憲政的兩道不足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現行中國憲法以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馬恩列毛哲學、歷史觀與政經觀為核心與基礎,要遵循哲學理論和科學方法、按計劃革命創建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人類新社會、割掉資本主義階段和中國文化源流,成為憲法與憲政的兩道經驗空白。香港不但可以為中國補上成熟、成功的資本主義階段的正反面,更可以補上連綿不斷的中國文化命脈。

中國憲法割裂資本主義和傳統文化

中國五四運動以來,西化和現代化思潮排山倒海衝擊傳統文化和社會 ;世界百家文明在中國交鋒,孕育中國共產黨。鴉片戰爭後百年間,中國在國族轉型及救亡與個體解放雙軌目標之間,先學西洋英美西歐,再學東洋日本,最後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一面倒向「東方主義+超資 本主義」的蘇聯/俄國,相信一步到位超越西方資本主義。1949 年後三十年,中國反資本主義、反封建主義、反修正主義、反中國文化及舊社會,先是大躍進的由機械唯物主義變自然科學層面的極端唯心主義,繼而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層面的人類史前例、最極致的「悲喜劇」(tragicomedy)。

英美式憲政國體是開放式、自由式、被動式,國家和當權集團不是由上而下決定和計劃國家的具體目標工桯,而是提供一個自由式環境體制、開放給社會大眾各方各人自行決定和計劃各自的目標,當權集團被動,國家整體的具體目標工桯由社會以個體為單位(individual-based)自由組成團體、由下而上決定。

中國20世紀中期跟上蘇聯/俄國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反對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憲政國體是集體主義封閉式、主動式,目標為本,國家和當權政黨由上而下決定和計劃國家的具體目標工桯、強力細膩執行。大環境中大眾同心協力,沒任何個人(除了馬克思所講的那個唯一的「絕對自由人」)可以自行其是,不可以由下而上干優上層決定和計劃。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道路,既結合蘇聯/俄國和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一統專制權力,又革傳統中國文化的命。

香港可補中國憲法不足

香港在英治下多種新舊思潮多元自由共存和各自發展,孕育中國五千年新生事物的自由主義和五千年大起大落的保守文化主義新儒家,「手空空、無一物」,蓽路藍縷、走出一個現代方向和自由空間領域。民間節慶祭祀風俗自由活動,無日中斷。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大陸幾波的復興中國文化運動以抗衡西化,引出一波波傳統神祕主義怪力亂神 ;近十來年的新儒學熱和民國熱,一個源頭就是以香港為根據地的第一代新儒家。

香港百多年在中西古今的湍流中,上接西方現代化初期到資本主義成熟期,以及中國千百年文化哲學與商貿金融,下接中國二百年的轉型苦難和七十年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初階折騰;香港在中國之內、之傍 、之外參與和觀察,從中找生活,形成的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獨特生活方式。香港一如西方,個體解放自由自主自負責,以之為基礎建構市場及社會、秩序及行政、管治及法治,處理好群己關係及變與不變的兩難;各歷史階段的社會轉型的新舊世界及其矛盾連續共存、重壘交融、和平漸變,以較低代價取得多重較高成效,創出香港本身的奇跡。這些層面蘊含「憲法」之上的多重基本、根本問題課題主題。

客觀上,香港代中國進入二百年中國窮於應付的「憲法」之上的問題課題主題,可以補中國「割裂現代資本主義、割裂中國傳統文化」這兩道缺陷。這兩大真空,中國全沒確切、全面、深刻的認識and/ or承認,祇是零星補其一(文化神話傳說夢想),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普世價值觀(個體主義及自由主義、多元開放、民主法治)全面多層立體封殺。中國也只有香港這個由西方資本主義直接管治、 政經市場司法海關稅務在一個自邊界、獨立地域內獨立運作百多年,可以為中國補真空。

經1949年後三十多年和1979年後三四十年的兩極搖擺的試對試錯,鄧小平的中國長治久安曾一度寄厚望於憲法憲政,但近年熱潮已退(反而是在香港強推),似將轉走「反祖」(atavism)方向。中國又面臨「要不要憲政化、怎樣的憲法憲政、怎樣要和怎樣不要」等「怎麼辦」的關頭。中國肯不肯、怎樣補這兩道斷層,怎樣用自己的方式補課,過程中會怎樣,是21世紀國際、世界和人類的大問題命題議題課題主題。

活在接駁全球的成熟資本主義的各階段中,香港進入文化交流與衝突及社會態及轉型的常設矛盾中,體驗到的現代人文底蘊及運作規律法則;

(1)個人解放自由,以個體化及個體自由作為體制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及法治化的基礎;

(2)以客觀化的體制作為日運作的場域與機制,減少集體組織及領袖個人的角色;體制性高於神秘主義、「 超人」和英雄的人本人治;

(3)「個體自由、多元開放、順應自然 、淘汰選擇」的「和平精準的融合」文化本能。這些是現代世界民族國家的組成及生存的條件和標準,以及國際關係的基本要素及技能。

中國或坐失走向世界契機

五六十年前香港有個別人在國共之間比較中立、客觀思考和討論香港和中國的這些「怎樣來的、是什麼和可以是什麼、往何去、 個人如何自處」這些根本問題,零零星星,但開放廣闊,沒思想或政治禁區,兼顧遠近深淺。九七問題以來這三四十年期間,這些問題被有意無意忽略。從作為「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知識基礎和路向指標的兩卷《香港概論》可見,中國(和香港)或不認為是問題、不必理會,或成為禁區。

《基本法》是中國當時最大限度臨摹香港百多年英治和英式憲政文化生態環境(十九世紀政治管治、二十世紀經濟金融)的答卷。中國現行憲法是西方二三百年最進步、最激進的左翼思潮的馬恩列毛版本(結合中國實踐的教訓)。《基本法》與憲法單靠31條掛鈎( 現在要靠其他條文),初期一直將憲法與《基本法》保持距離( 現在要「有機結合」)。實施《基本法》以來,處處觸碰《基本法》的中國憲法層面的根本問題和命題,進而牽動憲法之上、背後的中外 「普世憲法」和人類歷史的共通課題與主題。

現在大張旗鼔要源流、內容及價值和取向大不同的《基本法》與憲法銜接和共用並舉,等於兩套憲法憲政概念體系和軌跡雙軌並進或併軌,必然觸動更多人類歷史的共通的矛盾問題課題與主題。

「香港與中國、香港與世界、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有機一體、 互為表裡因果,之間人文DNA流轉和重組,香港是mutation萬中無一的奇跡。這次若中國與香港不能一起開放思想、開始進入和重新認識中國與香港各自及之間的「深淺高低層次矛盾與問題命題課題主題」,必將受歷史的懲罰。或者,歷史又給香港一個機會以「化外」蠻夷世界新元素貢獻中國。中國如果懂得、有耐心善待、善用香港,21世紀中國(和世界)應可以少很多彎路和代價。

如果止於從中國憲法看香港問題,解決不了眼前問題,中國也坐失二百年來又一次認識現代、和平走向世界的契機。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洪清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