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抗爭人士刑期覆核案的爭議中，反政府一方的主要指控，是政府對案件的處理有「政治動機」，而政府對此則堅決否認。到底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以至上訴庭的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有沒有「政治動機」？他們作決定時有沒有政治考慮？對政府有不同看法的人，對這問題自會有不同的臆測。不過，如果分析政府和司法人員作出決定時可能考慮或不考慮的因素，對照事實，或許可以撥開由爭論產生的政治迷霧。
首先，律政司司長決定是否要就判刑提出上訴時，他可有以下兩項選擇：
（1A） 只衡量原審裁判官的判刑是否與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不理會加重刑罰可能引起的社會反應；或者
（1B） 考慮到違法人士的身份和社會影響力，盤算怎樣的處理會有最多人支持、最少人反對。
然後，上訴庭法官就判刑上訴作出裁決時，也可有以下兩項選擇：
（2A） 只衡量原審裁判官的量刑是否犯了原則性錯誤，不問現行政制是否有「制度暴力」、被告人是否有爭取民主公義的崇高理想；或者
（2B） 留意到社會上有不少人認為被告人是追求民主公義的年輕人，考慮對他們施以重罰，會扼殺年輕人關心社會和政治的熱誠，又或者令更多年輕人轉為激進。
最後，行政長官考慮是否介入、如何介入時，有以下兩項選擇：
（3A） 嚴格遵守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干涉的原則，對律政司的決定不加干預，不管有關決定會引起什麼政治後果；或者
（3B） 考慮到大局為重，認為應提醒律政司，新一屆政府開局的和諧環境來之不易，要小心避免作出刺激反對派或引起社會爭端的舉措。
以上三組選項，每一組的B項都涉及政治考慮，而A項則沒有。如果律政司司長選了1B，他很可能決定不對刑期提出上訴。如果法官選了2B，他們很可能出於對有政治理想的年輕人的愛護和支持，裁定毋須加重刑罰。如果行政長官選了3B，她很可能指示律政司司長不要搞任何不利於維護社會和諧的動作，應該放棄上訴，但求息事寧人。這幾種情景，顯然都和事實不符。
相反，如果以上三方面都選了A，不作任何政治考慮，後果很大可能就是實際發生了的情況。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