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是1985年至1989年寫成的。當時，香港經濟發展舉世矚目，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全球民主浪潮勢不可當。在這樣的形勢下，基本法的草擬被三大迷思主導了。
迷思之一是香港當時的管治體制好到不得了。自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改變了過去的高壓管治手法，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社會改革，有效地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發展經濟。至80年代中，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社會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被認為是奇蹟。人們把這奇蹟歸功於管治體制的優越性，所以，要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便要盡量保留這優越的管治體制。
迷思之二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好到不得了。基本法起草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陣營之間的冷戰已進入了最後決勝階段。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裏的其他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陷入了困境。在全世界範圍，「第三波」民主浪潮開始湧現。在討論香港政制的未來發展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民主普選是理所當然的目標。
設計與落實的誤差
以上兩個目標──保留香港原有的管治體制和發展民主──本來是互相矛盾的：港英政府管治的優勢並不是建基於民主；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沒有民主選舉，立法機關完全由港督和主要官員操控，政府施政才保證了百分之百的行政主導。同時，由於政府不受政黨輪替影響（英國的政黨輪替對港英政府政策的影響只是間接而有限的），社會政策相對穩定，不會左搖右擺。一旦引進民主選舉，這些優勢便會失去。然而，在起草基本法時，大家都以為政治體制可以兼顧民主和效率，沒想到當時的設計會造成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
還有迷思之三，是香港回歸後和國家的關係將會愈來愈好、愈來愈密切；隨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國愈來愈繁榮富強、開明民主，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自會不斷增強，一國兩制的道路自會愈走愈寬。所以，國家可以放心把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交給港人自行處理，放心容許港人享有不斷增加的民主權利；港人不用擔心國家會收緊對香港的控制，會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回歸20年來的發展，跟這美好願景有頗大落差。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