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精英套利、西方民主國家的困境

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等等黑天鵝現象,正是西方國家民眾對國家乃至利益衰蔽的政治反應。

上回,本欄論述現代社會國家精英通過角色轉變,由食於人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惠澤眾人的創新者與經營者,給該國帶來了國運昌隆的成果。很明顯,取得這種成果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精英意識到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人類的生產主要依靠腦力資源,而作出這樣改變,以符合精英利益。因為精英的腦力資源比權力更具價值。不是這些精英突然良心發現,棄損不足而捧有餘的人之道,改行損有餘而捧不足的天之道。總之是一種利益驅動的轉變。當然,其中有遠見與共識的因素。

因為是利益驅動,精英是不是持續維持他們的角色,就有利益計算的問題。當國際形勢出現轉變,技術進步達到某個關節點,這些綜合因素會促使精英在利益驅動下再作出轉向,從而使世界發生巨大變化乃至面目全非。西方精英發起推動的全球化,就是一個因精英的利益計算進行的套利活動而改變世界格局現象。因為這種改變還在進行,非常值得探究,本文就是在上回本欄的分析架構上,對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世局作深入探索,也可說是上回論說的應用與補充。

全球化與西方精英的套利

現代社會早期,因為運輸成本制約,各國家基本上是立足於本國發展經濟的。個別國家由於制度與文化促成的精英與民眾,在經濟領域與社會層面擔當的角色有極大差異。那些使最聰明頭腦投入創新與經營的國家,取得巨大成就,如早年的英倫,而後逐步擴大到西歐北美乃至日本,從而使這些地方有強盛的經濟,豐裕的社會。當年,在這些國家中,作了角色轉變的精英幾乎都把創新成就(包括新意念、新產品、新工具)的發明與設計在國家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這就是國家精英轉型為創新者及經營者惠澤該國民眾的原因。

很明顯,當年這些國家的精英不會把創新成果拿到國外去雇傭它國勞動者進行生產,然後返銷母國。這包含二個原因:一則工資差距不夠大;二則運輸成本大。實際上當年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與國的經濟聯繫以貿易為主,投資自由化主要發生在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投資自由化的目的也不是生產出返銷投資國的產品,只是創新者與經營者把創新成果的應用範圍擴大到國境以外罷了。

後來,一戰中發生了十月革命,誕生了實行封閉計劃經濟的蘇聯;二戰後更有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些戰後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比如印度等也搭上計劃經濟的車。這樣世界經濟版圖根本藩籬處處,形成無數封閉的經濟體。只有西方日本這些奉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陣營,與若干受美國及西方保護的小國奉行相對開放的,逐步拆除藩籬的國際經濟政策。因為西方與日本經濟形態與發展水平比較接近,它們之間的工資差不太明顯,尤其這些國家都存在自由工會,因此這些國家的互相開放沒有出現太明顯的工序從一個經濟體單向流往另一個經濟體的現象,使經濟利益發生國與國之間的單向轉移。因此西方日本互相開放真正實現互通互補的多贏格局。(上世界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糾紛不是美國生產工序遷移日本造成的,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基本不接受外來投資。當年糾紛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日本精英的經營效率更高些。)

60年代,冷戰背景下,西方為了對抗紅色浪潮的衝擊,協助落後國家發展經濟,使親西方國家有強盛經濟與豐裕社會,以證明西方的制度優於蘇式制度,成為西方戰略家的策略。在那個時候,西方精英角色轉變後憚精竭慮,孜孜於創新與經營也已大有成就:一方面使西方先進國家的生產力與發展中國家差距大幅擴大;另一方面由於技術進步,運輸成本大幅下降,使工序轉移在經濟上變得有利可圖。西方精英可以籍此把在母國以相對高額工資雇傭勞工的職位,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然後把產品運回母國銷售。這就是初版的全球化。受益的是亞洲四小龍。這是因為這四個小型經濟體,當年有着相對安定的社會,同時又都處於圍堵紅色浪潮的前沿。

這種符合西方抗蘇戰略利益,為西方精英利益驅動的初版全球化可以說取得巨大成功。四小龍成為西方自由市場制度成功的標志,穩住了東南亞冷戰局面,小龍之後還出現小虎。為蘇式計劃經濟敲響喪鐘。

全球化主要使威權國家受益

上世紀80、90年代之文,蘇聯崩解,計劃經濟落幕。西方國家包括精英與民眾本來付出成本追求戰略利益(簡單說就是為戰勝蘇聯)巳經實現。這裏說的成本就是上一節談到的利益轉移。冷戰結束後,為戰略利益付出代價的合理性不再存在。全球化演變成西方精英實行工薪套利的純利益追逐。本來西方國家的精英如果想把他們的創新成果和經營能力在更大的範圍內推廣和運用,他們可以在那些願意合作的地方,用西方的技術和設備,由那裏的工人進行生產,並把產品在當地銷售。這樣,那些願意合作的地方也同樣受益。因為新技術和新設備必然帶來更高的生產力,從而使當地社會進步。同時不會對西方國家帶來負面影響。很明顯以這種方式開發市場,新市場購買力不強。對於西方精英而言,利益遠遠不及工薪套利把產品大量回銷所取得的利益。這樣後來的加強版全球化基本上是為西方精英利益而來的。客觀上是要淘空西方一般民眾的腰包。當西方一般民眾購買力稍為下降,馬上有金融剌激措施,減息呀,增加貨幣供應呀。總之要保持購買力於不墜為精英的套利保駕護航。結果可想而知。西方精英的利益追逐正在侵蝕他們賴以成長的土壤,直至最後徹底摧毀它。

很有諷剌意味的是,西方精英的利益追逐在客觀上把大量利益輸送給了哺育他們成長制度的敵人,專制的威權制度。在上回本欄的文章中,筆者己經指出,是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制度才使西方精英作現代的角色轉變,成了高效創新者和經營者。但是當他們為了自己利益作工薪套利時,他們選擇的目標或者說合作對象時從來不是同類制度背景的地方,而是與他們母國制度大為不同,甚至敵對的地方。亞洲四小龍當年都是威權國家,朴正熙的韓國,蔣家的台灣威權性質固不侍言,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權還不是國家高於一切,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港督既非民選又擁至高無上的權力。至於今天最受益的中國根本公開宣稱與西方相敵對。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詫異的結合呢?這實際上彰顯這種全球化的本貭是西方精英純粹的利益追逐。很明顯在威權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那裏的精英為了自己的利益有很多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採用的治術,包括赤裸裸的暴力,把治下的民眾管得服服貼貼。那裏不是沒有自由工會,就是自由工會受到極大的限制。這樣,國家權力明顯向資方傾斜。這種制度雖然不利高效開發腦力資源,也就是不利創新。但是對於低成本的製造則擁有相當優勢,也就構成專為套利而來的西方精英巨大的吸引力,在那些有能力使治下民眾接受低薪酬而又維持社會安定的威權國家,西方精英自然有更大的工薪套利空間,取得更大利益。因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轉身為創新者的精英,他們的腦力產品是需要人手即普通民眾的勞動才會形成經濟實力的。西方精英的工薪套利活動把經濟活動不斷遷入那些威權國家,大大有利於這些威權制度的統治精英,增強這種制度的活力,使這種自由民主的異己制度,從成功自由民主制度那裏吸取養分,不,應該說是吸取血液。因為這一過程的長期持續,將嚴重損害成功自由民主的肌體。從另一角度看,本來成功轉變角色的西方精英,在工薪套利過程中實際上間接以權力增加自身的利益,毋寧說是一種角色轉變的倒退。

西方民主國家的困境

初版全球化的四小龍全屬小國寡民,它們的興起,也就是它們作為西方先進經濟體生產工序的接受地,對西方影響不大。這些小龍中韓台更因為它們受西方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影響,逐漸由威權政治實現了民主化。到了全球化浪潮興起也就是80年代,四小龍作為初版全球化優等生已經畢業,韓國精英更跟隨他們西方的同儕實現角色轉變,使自己的國家進入了先進國家的行列;港台的精英則傾巢返回母國,把兩地的經濟活動移往大陸,作同樣的套利活動使兩地衰落;新加坡制度依舊,也就止於已有成就了。

冷戰結束後西方精英全力推動的全球化浪潮,工序接受地是人多地廣,幅員與人口都大於西方先進國,但在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大異西方,並聲言絕不改變威權政體,絕不苟同西方價值的國家。

純粹從經濟誘因而論,西方精英有了比初版全球化更為廣闊的套利空間。在利益誘使下,西方精英不顧一切進行工序轉移,幾乎把所有可搬的都搬走,淘空自己國家,把經濟活動遷移到提供低成本也就是低工薪的威權國家。這種工序的遷移也就是職位遷移使西方民主國家一步一步陷入困境。因為職位的萎縮使這些國家國民收入下降,變得貧困。

這樣在全球化高歌奮進之下,一方面是精英通過套利取得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在這種套利操作下,西方國家產業空洞化,職位大量流失,一般民眾收入停滯乃至萎縮。這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激化。

西方精英的這種套利行為使那些精英不須如以往般,憚精竭慮,專注於腦力資源的開發,以創新取得競爭的成功,而只要一個搬字就帶來利益。要知道搬絕不同於創新技術。甚至因為有這種方便的取利方法而削弱對創新的激勵。那些產油國不就是精英看到,控制這些黑金帶來的利益大大高於創新帶來的利益而長期沉淪嗎?俄羅斯放棄共產主義四分之一世紀而未見起色,石油是其中一個詛咒。

本來自由民主制度使精英轉變角色,惠澤社會。在市場經濟下,作為經營者不能獨佔利益,他們必須與相關利益方乃至社會大眾分享創新與經營成果,才能使社會有足夠的購買力,他們的產品才有買家。馬克思斷言的某個階級絕對貧困才沒有發生。福特當年為旗下工人大幅加薪就是市場經濟分享功能的明證。總之,本來西方精英與民眾處於一種利益共同體之中。冷戰後,以精英利益追逐推動的全球化即工薪套利,通過國家邊界以外的循環,使精英過度獲益,國內民眾利益受損,使國內購買力萎縮,不符合經營者的利益,也使社會和穆嚴重受創,甚且侵蝕。

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國家所以取得成功在於那裏的人民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精英與民眾互相依託。精英的聰明頭腦產生創新,使社會生產力提高,為民眾帶來福祉,促進社會和穆。如果精英與民眾利益相分離,利益共同體不復存在,國家將會趨於衰敗。

西方精英的套利如果長此以往,早前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基礎堪虞,這些國家早前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將會崩潰,精英與民眾之間會失去互信,重新處於撕裂,猜忌乃至互相仇視的關系,最終成為失敗的國家。這樣西方精英將成為沒有根基,沒有依託的遊魂。他們盡力追逐利益將變成一場空。自由民主制度這一合符人性,合乎現代社會高效開發腦力資源的制度將自我毀滅。這大抵合乎馬克思所說的異化。這不但是西方國家的悲哀,也會是人類的悲哀,因為人類的技術創新能力必將隨西方國家的失敗而下降,威權國家精英集中於權力體系中,不可能有高的創新能力。

結語:歷史就是這樣的弔詭

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國家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西方文化在現代前夜,通過文化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催生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識,並轉化為國家制度與社會准則。在現代生產技術背景下,作為聰明頭腦的精英實行角色轉變,全力投入經濟文化層面的創新與經營,從而使西方國家有着最先進的技術,國民有着最豐裕的生活。

在西方的制度取得全世界的認同即取得冷戰勝利,人們以為歷史終結的時候,西方精英出於包括利益追逐在內的各種考慮,全力推動全球化,把他們國家的大量工序遷往工資要求低的國家,生產出的產品回銷一段時間內購買力旺盛的母國,說到底是一種工薪套利行為。

工序轉移的目的地幾乎全為威權制度國家,原因很簡單,那裏的統治者有能力使他們的民眾服服貼貼坐在生產線旁。這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精英為威權國家統治者帶來最好的禮物,使他們的制度突然產生無窮的活力。

西方精英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取得的創新成果,基本上是無形的意念。這些東西必須與生產工序上的勞動相結合才成為經濟力量,轉而成為國家力量。在工序轉移的條件下,西方精英的創新成果實際上是在威權國家那裏轉變為經濟力量與國家力量的。與此相反,在全球化蓬勃發展的時候西方精英的故國經濟凋蔽,社會分裂,國家力量不斷削弱。近年的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等等被稱為黑天鵝現象,正是西方國家民眾對自己國家乃至自己利益衰蔽的政治反應。這就是西方精英只為自己利益的後果。分裂的國家能不能繼續支撐西方精英的創新能力?分裂的國家會不會最終成為失敗的國家?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誰勝誰負變得極為蒙朧?歷史確實沒有終結!

歷史的弔詭在於西方民主制度孕育栽培的精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全力協助威權國家削弱乃至可能最後戰勝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

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