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在台灣金馬影展的頒獎台上拿下「最佳新導演」與「最佳女配角」兩個大獎，在本屆香港金像獎更獲八項提名，期望再下一城，本社特約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Florence）專訪，談電影的創作理念。電影僅以200萬港元製作費，16天拍攝完成，在拍攝資源匱乏下，一部小本製作的電影讓戲中主角面對的情緒病——躁鬱症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
在香港拍電影已經難，何況要拍關於燥鬱症的電影？精神病在香港禁忌一樣，很多病患沒有人說，說出來也沒有人關注，這類敏感社會題材不容易找到投資者。然而拍電影，資金和演員是首要考慮的地方，面對此等困境有人毅然選擇放棄，北上合拍賺錢，也有人選擇堅持。他們說，「因為如果連自己都不堅持的話，香港這一塊藝術領域就沒有人再守下去了。」兩位初出茅廬的電影人，站在十字路口思考香港電影該何去何從。
純粹與堅持 兩者缺一不可
問：《一念無明》的拍攝有相當的挑戰，200萬港元製作費，短短16天拍攝完成，面對資源緊絀和商業製作模式下，電影如何能突破這些限制？
進：這齣電影完全不能從商業角度理解，很多演員都不計片酬演出，包括志偉（曾志偉飾演父）、樂仔（余文樂飾演躁鬱症患者──東）、燕玲姐（金燕玲飾演母），拍攝現場製作團隊抱着「完成作品」的心態去做，撇除商業層面上的考慮。（問：這是否反撲歸真，回到香港電影的原來特色？）
進：我認為這是電影人的一份「純粹」。在《一念無明》的拍攝現場，每個人都貢獻自己的專業，在自己的崗位上出一份力，他們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能力，而是為了整部作品而努力。不管是導演、編劇、演員、燈光攝影師……每個崗位的人都清楚故事背後的安排，了解如何「說故事」。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就是希望把作品完成最好。
Florence：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相信導演的能力，相信這位「說故事的人」。沒有人知道最終製作成果會是如何，但在未知結果的前提下，大家都不計較地付出，相信導演的眼光（vision）。全賴他們對導演的那份尊重，整個拍攝過程才得以進行順利。
《一念無明》題材和風格上都是新的嘗試，在拍攝之前，劇本寫了接近兩年時間，劇本上很多細節，全都在我們的腦海中。我們不只當它是一個故事，故事的人物全都是活的。
拍攝電影有如日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可以令一件複雜的事情變好。每天世界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我們有沒有一起共同進退？還是我們意見對立，互相指罵，令分歧更大？在一念之間。
鏡頭呈現真實 揭示千瘡百孔
問：作為新晉導演，你如何導出幾位資深演員的精湛演技，而且令到角色發揮淋漓盡致？
進：他們的演出扣人心弦，是因為大家都投放了一部份真實的自己進去：志偉說的對白，其實心裏是想着自己兒子說的；燕玲姐被照顧的戲，對照了她照顧自己父親的過去；阿樂角色的糾結、焦慮與無力，全來自他人生的歷練，讓作品傾注入了各人的神髓。
經常有人問我，作為新導演如何導出幾位演員如此精彩的演出，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東西一直存在演員心中，《一念無明》只是一個契機，把他們內心非常真實的一部份釋放出來。我的工作是希望去尋找演員跟角色相同的地方，不應該把演員扭轉成別的模樣。
問：電影能感受到每位製作人的熱情，少了商業元素，感覺多了一份真實感，你們希望觀眾現實生活有什麼反思？
進：電影是一個有話語權的媒介，透過電影我們希望喚起對精神病患者的關心。他們生活在這個城市，努力生存卻受到不同的歧視和排擠。燥鬱症患者除了缺乏關心，他們身邊親人的辛苦不一定比病患者少。
構圖之內 盡見戲與人生
燥鬱症和香港很像，這個城市的生活節奏急促，做事一定要快，成本效益要高，要對未來有所計劃，肩負很多的責任、multi-tasking。我們偏沒有時間和空間梳理自己的情緒，結果把很多糾結置之不理，最後累積成病。
Florence：透過電影我們希望讓人和人連結。社會上精神病人被邊緣化、新移民被歧視的問題，只因大家心中存有定型概念（stereotype），不先了解事情，就拒絕溝通，妄下定論。
我們另一部合作的短片《三月六日》，故事圍繞示威者與警察的對峙，與《一念無明》均緊扣着社會議題。有時候我們自以為是，覺得對身邊的人和事都很了解，卻沒有從對方角度思考，造成社會上的對立，社會喜歡把人標籤，例如「黃絲帶」、「藍絲帶」。其實溝通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我們沒有辦法讓事情馬上就變好，但第一步可以作出什麼呢？
大眾對精神病的恐懼和歧視，只有了解更多，才能破掉不必要的恐懼。《一念無明》以寫實手法拍攝，沉鬱調子的背後，向觀眾提出一個問題：當面對生命中的各種難題與困局，我們選擇逃避，還是改變？對我來說是有希望的，我們不能因為題材「不開心」就迴避討論。人活在社會，無法獨善其身，想要改變首先面對。如果不直視的話，便無從作改變，無從走下一步。
尋找本位 與世界溝通方式
問：法國《解放報》（Liberation）喜歡問不同的導演他們為什麼要拍電影？想問你們當初為何會選擇拍電影呢？
進：「明知前路難行，只能盡力而為」是電影的母題，或許選擇不拍電影會是件更容易的事。但拍攝完《一念無明》之後，我發現別無選擇。每人也有自己的本位，找尋自己的方法回應這個世界，我的回應方式透過電影，我相信沒有其他比電影這媒介更能傳遞我的信息。每一次創作是一個找尋自我的過程，電影是我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我並沒有更好的方法回應社會，所以這可以說我別無選擇嗎？
問：面對接踵而來的獎項、觀眾、影展，你們現在的心情是如何？
進：我只可以用「幸運」來形容，各方的肯定都是Bouns，我們從沒預料到。電影是有生命力的，她不是科學，無從精確推算；電影也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整個團隊想象與情感交匯的化學作用。我們曾經為作品沒能夠準確還原劇本而困惱，卻也不停被電影強大的生命力所震懾。在完成剪接後，《一念無明》才剛開始，我希望她走到電影院，和更多觀眾的生命連結，產生更多難以估計的化學作用。
訪者簡介：
黃進，電影導演，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主修電影藝術。
陳楚珩，電影編劇，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修讀新媒體課程，師承資深導演譚家明。
他們的作品《三月六日》獲得第18屆香港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公開組）金獎、「鮮浪潮」國際短片展「最佳劇本獎」（公開組）。參加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獲資助拍攝的長片《一念無明》，獲2016年金馬影展「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女配角」兩個獎項。
圖片：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