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當年的商業基地是墨西哥,觸角則伸展到美國西岸、古巴和鄰近島嶼。因此,到古巴這個新興共產國家看看的誘惑是很大的。沿途經過的國家,特別是捷克、埃及和印度,對我都極具吸引力。機會難逢,這使我失去了理智,作出不自量力的決定。其實,以我當時的情況,哪有能力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更遑論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了。米既已成炊,便只好苦練。我從未讀過棋譜,手上一本也沒有,於是向平遠借來Mikhail Tahl的對局選 (書名好像是The Best Hundred Games of Tahl),有空就拿來研讀和擺局。這是我那年暑假的主要活動。
賽會規定,每隊六人,每場四人出賽,按實力排位,強者排前。我們幾經辛苦,才湊到五人:一台高智、二台冼權、三台E. L. Krouk、四台馮以浤、五台Ronald Hobson,但E. L. Krouk最後因事缺席,其餘四人只好苦撐到底。對我來說,這是一場異常艱苦的戰鬥。體力消耗之多和精神壓力之大,都是我從未想象過或感受過的。作出參賽的決定之後不久,便開始感到有點精神壓力了。這壓力後來愈來愈大,到達哈瓦拿後升至頂點。
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及教育碩士學位,先後任教志蓮小學、拔萃男書院、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曾擔任拔萃運動主任、港大明原堂舍監及中大課程與教學學系主任。1994年退休,2000至2003年間應邀重返中大,出任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非全職行政主任,現為中大榮譽副教授。 馮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專研地理教育、課外活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在中學任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自1960年代以來,一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大部分為學術 論文和教育評論,和出版了超過十本有關教育的書籍,包括中學地理教科書和地圖集。近作有 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與陳慕華合著,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