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1952年，胡適在台北做專題演講。
胡適先生，安徽績溪上庄人，出生於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逝世於台北。今年正好是125歲誕辰。按中國人的習慣，逢5逢10都是大日子，更何況是125歲。海峽兩岸三地的重要學術機構，都不約而同有紀念性的活動。
我自學生時代開始，即對五四運動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因此，每逢五四或胡適生歿之日，衹要人在台灣，我都會不期然的來到台北南港的胡適墓園，向這位五四時期的天之驕子致意。這次，心情卻無比的複雜。
1927年5月9日，基於李煜瀛（石曾）先生設立中央研究院之提案，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成立中研院籌備處，並推蔡元培、李煜瀛、張人傑、褚民誼、許崇清、金湘帆等為籌備委員。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公布，設立「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國文學、考古學、心理學、教育、社會科學、動物、植物等十四個研究所。」
1928年4月23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6月9日，第一次院務會議在上海召開。中央研究院於焉成立。
1937年7月7日，抗日軍興。同年冬，蔡元培與妻周峻及子女從上海先後抵達香港。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寓所失足跌倒。3月5日病逝於香港養和醫院。
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因而從缺。學界普遍屬意朱家驊、胡適、翁文灝、王世杰等等為繼任人選。經評議會多次討論推舉數位候選人，復由會前會選出前3名為翁文灝（23票）、胡適（21票）與朱家驊（19票），再送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圈選。當時蔣中正先生認為翁文灝和朱家驊皆負重任，希望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回國就任。而胡適因局勢特殊，選情亦風波不斷，傾向不受新職。遲至9月，蔣終於任命朱家驊為「代理院長」。此次朱家驊的任命，亦被學界解釋為對胡適「虛位以待」之意。不料此一代理卻長達18年。
1957年，朱家驊因病提出辭呈。中央研究院院長再度出缺。旅居美國的胡適自然又成為大熱。11月初經多次選舉，終告塵埃落定，順利當選為院長。
胡適參加院長角逐
胡適1958年1月13日致雷震函中提及「我們今日有維持中研院的責任，因為這是蔡孑民、丁在君、傅孟真、朱騮先費了多年心血培養起來的一點成績。」可見他雖非有「舍我其誰」的旺盛企圖心，但基於強烈的責任感，他還是參加了院長的角逐。
又細說「十一月三日評議會選三個候選〔補〕人，投票者十九人（連代表在內），每人須得十票才當選。我與濟之是第一次投票就選出了的。那第三個候選〔補〕人，投了三次票，都沒有人夠十票。得票最多的是李書華（潤章）九票、張曉峰八票。到第四次投票，李得十票，張得七票，李過半數，當選為候選〔補〕人。」再強調：「潤章兄比我大一歲，但他近年因太勞苦，有失眠症，他絕不肯幹此事。十一月三日的選舉正在我肺炎退燒後第七天，故我力辭，並力薦濟之兄。結果只能做到濟之代理院務的一步，使我很失望。」反映了他當時的心路歷程。
很久以來，我一直有個疑問。當時張曉峯（其昀）先生位居教育部長，「聖眷正隆」。如果他入了「三甲」，蔣先生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最近在一次聚會中，我請教曉峯先生公子中國文化大學的董事長張鏡湖博士，獲得了一個合理的答案。「當時，蔣先生更希望曉峯先生主持國防研究院。」心中釋然。
是的，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之後，蔣先生的工作的確是聚焦於國民黨內部的改造及高級文武官員的再培訓再教育。國防研究院的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迫切性更勝其他機構。而曉峯先生參與革命實踐院的前期工作長達8年時間，深獲蔣的信任，自然是國防研究院主任的不二人選。至於中研院院長一職，在蔣先生心目中當然應是胡適了。
文化巨人和政治巨人的高手過招
1958年4月10日，胡適接任院長當天，出現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場景。蔣中正先生致辭時提到：「五四運動造成共產黨坐大，最後政府只好退來台灣。」
據在場的院士回憶，胡適竟以「總統，你錯了」開始了他的反駁。「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跟五四運動無關。」蔣先生當場按捺著他的情緒，沒有發作。但是終其一生，蔣再未踏進中研院一步。
有一張特別的照片就永遠的流傳下來。位高權重的蔣先生如常地正襟危坐，而提倡自由思想的胡適卻高蹺著二郎腿。雖然每個人對這張照片有不同的解讀，但我相信它對兩人都有加分作用的。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院士歡迎會中心臟病突發辭世。蔣先生送胡適之輓聯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更傳誦一時。
幾年前，暫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中正先生日記正式對外開放，學者可深入這位權傾一時的軍政強人的內心世界，原來蔣胡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真非常人可以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文化巨人和政治巨人間的「高手過招」，最後做出「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決定，當然是為了顧全大局以及社稷福祉，而非為一己之私。
胡適墓園的小山丘上，可遠眺胡適時代中研院的大部份景觀。想起幾個月前，新院長選舉的風風雨雨，不禁令人喟然長嘆。
（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