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麻省理工的阿杰莫格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遜（James Robinson）獲得，符合很多行內人的預期。
他們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是我的本行，對他們過去的論着也算有點認識。但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只認識約翰遜。他是位溫文的英國學者，尤記得2002年與他在墨爾本開會，他突然大發議論，說英國人有時會很壞。他此言恐非一時胡言亂語，那時他正與另外兩位得獎者研究過去數百年殖民地的問題，其結果正是奠定他們今次獲獎的主要基礎。
揭示不同制度 怎影響經濟增長
制度對經濟增長有何影響？這並非輕易可回答的問題。這3位經濟學家著作等身，但獲得諾獎，主要原因還是他們把過去幾百年歐洲人在全球多個地方大搞殖民地所累積的數據及經驗，視作一個個天然實驗室，助我們辨別出不同的制度對經濟所起到的影響。
他們有兩大發現。第一、在某些殖民地，其自然環境對歐洲來的殖民者並不安全，例如天氣悶熱，容易滋生病菌或病毒，增加他們的死亡率。在此情況下，殖民者的主要目標並非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而是想方設法採用壓榨性剝削性的制度助他們掠奪資源賺快錢。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權等，他們殊不感興趣。在這些地區，幾百年後，若非經過革命，制度難有寸進，人民亦不會有誘因儲錢投資以改善生活，其經濟會依然數百年如一日，一貧如洗。
第二、殖民地的原居民人口眾多，反抗力強，很難靠外力推動改革。但殖民者若靠着船堅炮利擊敗原殖民地的精英後，卻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可供剝削。殖民者對這些地方也並無誘因引入有效率的優質制度。像印度此等人口大國，被英國殖民近200年，表面上也引入了民主法治，但壓榨性的制度同樣不缺。印度被殖民前的工業生產遠超美國，其GDP等於世界的27%，但英國結束殖民時，印度GDP已變成只是世界的3%，當中可見壓榨之烈。
反之，若殖民地本身人口不多，殖民者大量湧入，或在經過屠殺原居民後，殖民者可大權獨攬，他們有誘因引入有包融性及保護到自由的制度，美國及加拿大等便是此類制度。有了此等制度，工業革命較易發芽生根，創造繁榮。
3位得獎者亦有以在美國阿利桑那州及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城市諾加萊斯（Nogales）為例，說明制度對經濟表現的重要性。此城市一分為二，一半在美國境內，一半在墨西哥，其人種、氣候、地理位置、食物、文化等等因素盡皆相同，但兩地制度不一，經濟表現亦有天壤之別。
西方學者在談到制度時，往往會把西式民主看成是終極的靈丹妙藥，雖然哈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羅（Robert Barro）曾把他的研究成果總結為「更多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但這並不會減低西方學者試圖證明西方民主有利經濟的努力。
中國崛起 印證民主非唯一靈丹
3位得獎者也進行過這項嘗試（約翰遜並無撰寫該論文，但他顯然同意其結論）。他們按照Freedom House對全球各國的民主自由評級，把175個國家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兩類，並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引伸出一個結論：民主政體有利經濟，引入民主後，25年後GDP共可上漲20%至25%。
為何有此等效果？原因是民主政體下入學率可增加，死亡率下降，社會動亂減少，這些都有利於人民願意投資，生產力上升。
但問題來了，是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真有這些奇效，其他制度卻是不行？自中國崛起及西方國家衰落後，「不方便的事實」充斥，樣樣都挑戰這3名學者所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
在Freedom House的數據中，中國被列入為「非民主」國家，但她2023年的人均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32倍，一騎絕塵，遠勝任何國家，這不是給3位得獎者打臉嗎？至於入學率，中國的高等教育從1997年新入學的不足100萬到了現時每年新生超過1000萬。死亡率上，美國這老牌發達國家竟被中國彎道超車，中國人均壽命已超78.5歲，美國只得77歲。至於投資率，中國GDP的43%用於投資，領先世界。
西方式民主問題屢現 不利經濟
邏輯上我們可以有兩種出路，一是把中國視為真正的有融合性的民主（正如約翰遜被訪問時所稱許的民主），那麼中國表現好便不會與他們理論有矛盾。二是他們理論有缺失，要使經濟表現好有多種途徑，並非只得西方的一套，況且西方民主政制近年問題屢屢出現。社會動盪，這些盡都不利經濟。
對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在他們的計量分析中，只視為與幾十萬人的小國處於同一位置。這當然不妥，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指出，他們假設中國快將崩潰，所以可以把中國抹殺掉。他們的偏頗，亦顯而易見。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