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現，在窮國中，就算收入稍作上升，人民的快樂程度便會急升；在較富裕國家中，收入上升仍會與快樂指數有正面關係，但快樂指數上升的速度要比窮國的慢一點。迪頓把此種關係化為一條曲線，他發現快樂指數與人均實質 GDP 的對數（logarithm）呈現一種明顯的正面的線性關係，實質人均 GDP 愈高，人民愈有可能快樂。這結果雖只證明快樂與收入的相關性，而不確定哪是因、哪是果，但我們倒很難找到合理的理論把此現象解讀為快樂使 GDP 上升，反而是收入上升可使人民有更大的消費自由，從而使他們更快樂。
試想想，假如今天中國人民的收入下降95%，變回只得1978年時的收入水平，那麼誰會有能力上網聊天看電影，假期時到處遊山玩水到各國購物，兒童及年輕人又哪裏可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迪頓自然明白，量度快樂指數涉及很多經濟學與哲學上的爭議，例如，我認為自己很快樂，你認為你不快樂，是否意味我的快樂指數一定高於你的，又或我比你快樂？困難是出在快樂頗帶主觀性，不同人之間很難有客觀的互比性。不過，大量數據顯示，主觀性的快樂程度與客觀性的 GDP 在世界各國都有強烈的正面關係，這便使迪頓認為，假如政策目標是使人民更快樂，聚焦在 GDP 之上，並無誤導。
無獨有偶，哥倫比亞大學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今年4月與其他同行發表過一份《世界快樂報告2015》的研究報告，其中把影響快樂的六種變數找出來，它們是人均 GDP、健康過活的生命期、社會能對個人提供的支援、政府及企業的可信任度（即其廉潔程度）、主觀上感到的自由程度，以及社會的慷慨程度。
此報告除了用計量經濟方法找出快樂指數與這六項變數的定量關係外，還對各國人民的快樂程度有個排名，香港排名只得72；但若按上述六個客觀的變數值作推算，香港的排名理應高很多，與英國、比利時等相若。這反映出港人另有負面情緒，也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這是否與近年的政治爭拗有關？也許是，但更大可能不是，因為在政治爭拗較今天少的2005至2007年期間，同樣的研究早已顯示出港人的負面情緒、自我悲傷的程度已十分嚴重。其實東亞諸國中，也有與香港近似的情況，人民的快樂程度與其享有的客觀條件不相稱，是否文化因素還是其他因素造成，是有趣的研究題目。
逃生之門 應留他人
我們若然不認同快樂程度可以量度，也可改用其他較客觀、更易量度的指數。迪頓十分重視人民的健康與壽命，在今天的窮國中，大量兒童出生不久便夭折，安哥拉、剛果、阿富汗等國，人均壽命只得40歲左右。在歷史上，就算是今天的發達國家也好不到哪裏去，在100年前，西方國家的人均壽命只得54歲，但今天出生的女嬰卻已有五成的機會可以活到100歲以上。健康欠佳、壽命短正是貧窮的特徵之一，脫貧而保障不了健康便不是真正的脫貧。從健康與壽命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有無用處？
迪頓把世界各國人民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數據找來，並將其與實質人均 GDP 作出比較。他同樣發現，在窮國當中，收入稍作增加，壽命便上升得很快；但在富國中，壽命上升的幅度則較小。若果把壽命與實質人均 GDP 的對數作一比較，則可發現它們呈十分明顯的正面線性關係，收入愈高的國家，壽命愈長。這反映出經濟增長極可能有助於改善人民健康，減少貧病交煎的悲劇。
在迪頓所製的壽命與實質人均 GDP 對數的曲線中，中國的位置緊密貼近曲線，這當中可引申出另外的意義。不少評論人十分懷疑中國 GDP 數據的準確性，其實世界多個國家 GDP 的估算都可能存在誤差，非中國獨然，我們須用多種方法反覆檢驗其準確性和可靠性。
人均壽命的數據水分不會很多，但中國的人均壽命數據卻與 GDP 數據完全匹配，這倒可支持 GDP 數據誤差不會太大這一論斷。在迪頓的研究中，他也發現中國人民健康發展的水平，在前幾年剛過了一個收入的轉折點。在此點之前，人民健康主要受傳染病威脅（諸窮國大致如此），但過了轉折點後，象徵不少致使無數人死亡的傳染病已受到控制並可治癒。剩下來的殺手便是心臟病、癌症等慢性病，中國過了轉折點，也象徵着中國正慢慢步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中國的滅貧策略與印度頗有不同。中國用的方法是大搞加工區，僱用了大量農村來的民工，直接推高他們的收入；印度則搞資訊科技電腦軟件，長遠而言有好處，但短線則主要只惠及教育程度高的精英，對廣大人民的收入作用較低。以此而論，我認為中國的滅貧比印度的快捷得多。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此點港人將來可能會有所體會，香港政治鬥爭激烈，參與者的比例雖很低，但聲音頗大，其中一後果便是大學及大學生形象插水。現在政府中頗無人肯義無反顧支持大學，社會中有人肯捐錢予大學發展的，卻也被無理攻擊，現在大學籌款已是困難重重，善長絕跡。一些不懂自我克制、熱中政治的學生與政客，可否想想他們是在拆別人逃離貧困的橋。
（封面圖片：Pixabay）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