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新自由主義曾被許多國家奉為圭臬。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理論在現實中的種種負面影響逐漸顯現。波音公司的興衰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在企業層面造成危害的例證。作為航空工業的翹楚，波音公司曾享有盛譽，其產品品質和工程師精神無可挑剔，為何走上了衰落之路？
本文通過分析波音的案例，討論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策略，以及在全球經濟和航空市場面臨挑戰時，中國如何通過合作和創新來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全文分上下兩篇轉載，本篇為上篇。
引言
2024年3月25日，波音公司宣布，公司首席執行官大衛·卡爾霍恩（Dave Calhoun）將於2024年底辭職；董事長拉裏·凱爾納（Larry Kellner）將不會競選連任，在5月的公司年度會議上離開董事會；商用飛機公司總裁斯坦·迪爾（Stan Deal）也將離開公司，即刻生效，由首席運營官斯蒂芬妮·波普（Stephanie Pope）接替職務。美國主流媒體普遍稱這是波音管理層的「大地震」。
2018年和2019年，波音737 Max曾因連續發生兩起致命空難而全球停飛，並於2020複航，但在2024年1月又發生客機門塞掉落事故。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高級官員表示將對波音及其供應商進行全面審查，此次事故再度引發了公眾對該公司安全性的擔憂。人們普遍認為，圍繞波音公司最暢銷機型波音737 Max的安全事故不斷，導致負面輿論持續發酵，波音公司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換血」的決定。
波音公司，曾經以創新和品質聞名於世，不僅是美國人的驕傲，也是全世界的驕傲。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波音公司因為產品安全問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航空工業的巨頭，波音曾經與卓越的工程師精神和對安全品質的不懈追求緊密相連。然而，隨着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全球興起，並被奉為企業的「聖經」，愈來愈多的企業改變了以往的經營哲學，進而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財務至上」。波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自由主義搞垮的，是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個犧牲品──一個令美國和全世界為之遺憾的犧牲品。
新自由主義，這一經濟政策思想強調市場自由化、政府職能最小化以及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一思想在全球範圍內深刻地影響了經濟結構和企業行為。在這一背景下，波音公司也經歷了從傳統的工程師文化到今天財務驅動文化的大轉型。而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波音公司內部的運作方式，也對其產品的品質、安全以及公眾形象產生了深遠的致命性影響。
特別是在波音與麥道合併之後，哈裏·斯通西弗的上任標誌着波音文化的一個轉捩點。他的到來，不僅帶來了麥道時期的財務驅動文化，還引入了一種以股東利益為先的經營哲學。這種文化轉變在短期內可以帶來財務上的好處，如股價的上漲和股東回報的增加，但從長遠來看，對波音的產品品質和安全記錄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在追求財務指標和股東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波音的一些決策和行為導致了產品品質的下滑和安全問題的頻發，愈來愈多的問題不僅損害了公司的聲譽，更對航空業的整體安全環境構成了威脅。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下，波音的案例突顯了企業在追求短期財務指標時可能忽視的長期風險，以及這種短視行為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潛在威脅。波音已經被搞得「遍體鱗傷」，但不論是波音本身，還是美國政府，都不會讓波音死亡。然而，波音若想恢復往日的「輝煌」也並非易事。波音需要採取切實措施來改變其財務驅動文化，重建以工程師精神和安全品質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在內部，這不僅需要公司領導層的決心和行動，也需要全體員工的參與和支持，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在外部，波音需要來自政府的有效監管，也要提高對社會的透明度，積極參與社會責任活動。只有這樣，波音才有可能保持其在全球航空業的領先地位。
新自由主義與波音企業文化轉變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思想體系和政策，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擴散。其核心理念在於減少政府干預、促進市場自由化、宣導私有化以及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這一政策的實施對企業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大型企業如波音公司中，其影響尤為顯著。
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企業的目標逐漸從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轉向了對短期財務指標的重視。這種轉變導致了企業文化的根本改變，其中最顯著的是對股東利益的極端追求。在個人利益驅使下，企業領導者通過各種手段提高股價和股東回報，而這種激勵往往與短期利潤直接掛鉤。
這種文化轉變在波音的運營和管理中體現得淋灕盡致，特別是在1997年波音與麥道公司合併之後，來自麥道的斯通西弗出任了合併後的波音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在波音公司的例子中，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導致了波音原本崇尚的工程師文化向財務驅動文化的轉變。傳統的工程師文化強調的是產品品質、安全和技術創新，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公司決策更多地被財務指標所左右。斯通西弗的領導和麥道「刺客」文化的影響，使得波音開始更加註重財務指標，而非技術創新和產品品質。
斯通西弗將麥道時期的財務驅動文化帶入波音，而這種文化強調的是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和股價上漲。這種短視的經營哲學逐漸滲透到公司的各個層面，進而影響了波音的長期發展和市場地位。曾經就職於通用電氣的斯通西弗深受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影響，並在波音模仿和推行通用電氣的做法，採取了一系列以財務為導向的策略，包括反工會、輕規則和重外包。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財務表現，但長期來看導致了產品品質的下降和生產效率的降低。此外，波音還大力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雖然短期內增加了股東價值，但也減少了公司可用於長期投資的資源，因此，長期來看削弱了公司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此外，就美國國內大環境而言，新自由主義還宣導減少政府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企業行為的約束。在這樣的環境下，波音公司更有可能傾向於採取一些短期內能夠提升財務表現的措施，例如削減研發投入、外包生產環節、反對工會活動等，而這些行為最終損害公司的長期利益和聲譽。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及其影響
概括地說，新自由主義為波音在短期內帶來了顯著的財務收益，但對波音的產品品質、安全記錄、員工士氣、公眾形象和市場信譽等方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財務文化影響下，波音開始更加關注股價表現和股東價值，而這種關注往往以犧牲長期投資和研發為代價。波音在這一時期內加大了對股票回購和股息支付的力度，以提高股東回報並推高股價。這一做法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股東價值，但一旦過度實施，必然會削弱公司的長期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還體現在其對成本控制的極端重視。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波音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裁員、外包生產環節、壓縮研發預算等。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財務表現，但在節省這些開銷的同時，產品品質的下降和生產效率的降低難以避免。波音737 MAX系列飛機的設計和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是這種文化轉變的直接後果。
此外，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還影響了其與監管機構的關係。在新自由主義所宣導「減少政府干預」的背景下，波音等美國各個行業的巨頭都有試圖通過遊說和政治手段來影響監管政策的動機，以減少合規成本和提高市場份額。這與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美國已經被削弱的監管強度形成正回饋──波音等大公司會主動促使監管的進一步弱化。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不僅影響了其產品品質，也對其員工的士氣和公眾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在這樣的企業文化下，負責技術創新和確保產品品質的員工感到自己的努力和專業精神被忽視，而公眾則對波音產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產生了質疑。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波音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力，也對其長期發展和聲譽構成了威脅。
財務驅動文化導致的波音公司安全文化危機不僅體現在其產品和生產流程中，更是在公司對待那些敢於發聲的員工的態度上得到了顯現。約翰·巴內特（John Barnetat）的悲劇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巴內特於1985年加入波音，為波音工作了32年。作為品質管控經理，巴內特揭露了波音787夢想客機工廠的製造過程中的⼀系列安全隱患問題，例如「雇傭以前在速食店打工的人作為機械師」，成為了著名的「吹哨人」。遺憾的是，巴內特在不久前被發現已經身亡，據當地警方稱，死因疑似為自殘槍傷。
巴內特的死亡，發生在他指控波音公司對他提出的品質和安全投訴進行報復的訴訟取證期間。他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波音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包括設計和製造的品質問題。巴內特曾在2017年根據「AIR21吹哨人保護計劃」向美國勞工部提出投訴，並在同年離開了波音公司。
巴內特的律師特克維茨表示，他們在取證過程中計劃完成的工作未能實現，因為巴內特未能在預定的時間出現，最終在他的酒店停車場的車內被發現死亡。這一事件不僅對巴內特的家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也對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和內部管理提出了嚴峻的質疑。
巴內特的死亡引起了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他的經歷和遭遇成為了波音公司安全文化問題的縮影。在他生前的採訪中，巴內特曾表示，他目睹了飛機飛行控制線上懸掛着的鈦片屑片，以及存在缺陷的零件消失不見的情況。他曾多次敦促上司解決問題，但卻遭到了拒絕和轉崗。巴內特的堅持和勇氣，以及他最終的悲劇，突顯了波音公司在處理品質和安全問題上存在的嚴重缺陷。他的死亡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波音公司乃至整個航空工業的損失。
波音衝擊 2-1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
作者簡介：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袁冉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助理院长，兼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