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很重視教育的。這還用說嗎？還是覺得值得說明一下。第一，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是全民的。不論什麼階級，都重視自己子女的的教育；在其他很多社會，只有中上收入的，才會覺得子女的教育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對於中下階層的基礎教育，往往政府比家長更緊張。與日、韓一樣，在中國，考試季節到處寺廟都可以看到有關考試的祈福信物，這是其他社會極少見到的。
第二，也許是古代科舉的影響，全社會都把教育看成是社會上升的階梯，而且會覺得是唯一可靠可信的階梯。在英國，不念大學是平常事，歷任很多首相都沒有念過大學（當然，他們進過精英中學）；在美國，目前一個熱門議題是：念大學還有沒有價值？這些在中國不會出現。
第三，在許多國家，教育只是教育部的事，教育部需要與其他部門爭奪資源。在中國，比如說1980年代中期，教育體制改革，財政下放，地方財政（鄉鎮級）收入要全部用於基礎教育，令國際機構的朋友咋舌。
第四，還有一點重要的，關於青少年的關懷和責任，幾乎全部放在教育身上。如何見得？對青少年有什麼願望，找教育！青少年出了什麼問題，教育要負責！即使在香港，也是一樣。本文就專門探討這個問題。
為文時，剛好收到內地朋友傳來一個視頻，論及SORA的誕生，慨嘆中國人不是不聰明，而是很多人心中只有錢，或者只顧「敬酒」（打關係也），並不是真的專心研究科技。然而，研發SORA的15人隊伍，都是00後的青年，其中卻有三名「不會敬酒」而遠走他鄉的中國青年。是否屬實，還待稽考（有說是13人中，兩名中國人）。若真如此，也是值得引起思考的。
科技發展，教育責任何在？
但是視頻話鋒一轉，卻馬上把矛頭指向教育。說SORA驚天動地面世的時候，我們的學生還是被關在家裏努力完成寒假作業。
大意如此。拉到教育頭上，很能打動人心──「寒假作業」，家家戶戶為之而折騰。但細想一下，這個邏輯太曲折了。教育裏固然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也的確有些方面引致怨聲載道。但是把中國在科技的追趕，立即與教育中的弱點直接掛起鈎來，實在是把兩個相隔比較遠的社會現象，省力地湊成看似合理的推論。
也不奇怪，視頻中提到的，也是在內地經常流傳的：「錢學森之問」。這是2005年，當時的總理溫家寶探望錢學森的時候，錢學森說的：「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的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附和這個問題的人很多很多，但是提出答案的人，甚至具體去剖析這個問題的人，幾乎沒有。不客氣地說，只能歸於憤世嫉俗一類。
這也許在媒體中見怪不怪，但是倒楣的是教育。潛台詞是：教育要為人才的缺失負責。基本假設是：教育是負責塑造人才的。
世界的政府都樂於對教育作出不小的投入。為什麼？都是因為相信教育可以令國家富強。但是，許多政府並不在意深究教育投入的真正原因──理所當然，家家如此。然而，也有因為教育涉及幾乎全民，教育投入若有任何變動，在民主選舉的國家，這就影響到選票；也因此在競選的時候，往往會提到教育（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愈來愈少，顧不上也）！
學生成長，全憑教師「手藝」？
但是現實來說，教育是靠學校來體現的。學校做什麼的？學校要培養出「好」的畢業生，大概應該是社會共識。然而，什麼叫「好」，其實不是每一個政府的教育當權者可以隨口答得出來的，甚至一般的教師也不是天天在思考的。在香港，常常聽到教師對於學生成長的關懷，老實說，這在世界上不是到處如此的。
也許會問：就像廚師，假如連什麼叫「好吃」都說不上來，像話嗎？問得好！教師就是與廚師不一樣。近年電視上烹飪節目多起來了，往往看到廚師烹飪的過程，其複雜、曲折、微妙的過程，嘆為觀止。然而，畢竟廚師面對的，是已經沒有了生命的食材（固然，如何結束一些動物食材的生命，也有講究），食材是完全被動的。做出來的菜，好不好吃，完全在於廚師的手藝。可以說，一盤菜完全是廚師塑造出來的。
教師就完全不一樣。教師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學生。一則學生一個人一個樣；教師同樣的活動，十個學生也許會有十種不同的反應。二則學生是有頭腦的，即使在學校比較規範的環境下，也會不斷變化，並非躺在砧板上靜止的魚肉。三則離開課堂，學生還受着學校之外的影響。學生變成什麼樣，就不是教師的「手藝」可以決定的。
學生表現，完全教師負責？
記得若干年前，在哈佛一個美國學區主任與中國省教育廳廳長的交流會上，美國的代表介紹了把教師業績與學生表現掛鈎的措施。記得當時上海的尹后慶就質疑：「學生的表現來自很多因素，如何就只把責任完全放在教師身上？」（大意）筆者同意尹老師的觀察。但當時美國許多州的思路都是把控制教師的業績，作為改變學生成績的關鍵，也是作為提升教育質量的「抓手」（或曰切入點）。
這裏面，除了沒有弄清教師表現與學生表現的因果關係，也還有把學生的表現，簡單化就看學生的學業成績、違規情況與輟學率等這些可以簡單量化的指標。可以說，這完全是工業生產的模式，「產品」（學生）有簡單的質量標準；而教師就像是工廠的工人。工人的表現決定着產品的質量。背後的假設：教師是「塑造」學生的負責者，就像是燒菜的廚師。
這種對教師的期望，在東亞「筷子社會」，是傳統上社會對教師尊重的原因，也可以說是對教師的期望與信任：「我把孩子交給你了！」的確，相當長的時間，學校與教師的責任就是讓學生考好試，取得進入社會的入場券，打開社會上升的窄門。教育就是要塑造這樣的畢業生。不是說教育有什麼罪過，因為當時的教育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理應如此。如今，社會變了，按照固定模式塑造學生，這條路已經走不下去。
絕對無意貶低教師的功能與價值。教師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筆者曾經在不同場合駁斥那些認為「科技終將替代教師」的言論。就香港來看，教師絕對不是純粹的知識傳授工具。香港學校的活動也早就超越了課堂授課。學校逐漸成為學生學習的統籌者、採購者；而教師則成為學生學習的設計員、同行者。不能說所有的學校與教師已經進入這種境界，但是趨勢已經不可逆轉。然而，從學生的全面成長來看，學校的文化影響着學生的價值觀；教師的天職是點亮學生的生命。不管學校和教師自己是否感覺到，這種影響卻悄悄地在發生。
但這並不等於說教育就在塑造學生。學校和教師無法決定學生的性格，也控制不了學生的未來。並非要為教育推卸責任，而是應該看到影響學生成長的各種複雜因素，教育只是其中之一。而這些複雜的因素之中，有些是不可控的。如果認為學生成長是完全可控的，而教育就是控制的工具，那麼，怪罪教育，只不過是便宜的宣洩。
本文的觀點也許有讀者會不同意。也許會說，不同的學校不是培養出不同的學生嗎？到底如何？下周再探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