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就多個香港熱門議題作出研究分析，首篇《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由Douglas Arner教授撰寫，次篇《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由方翔博士和劉洋博士合著，兩篇文章均切中最受熱議的香港金融中心前途問題。
在《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一文，Douglas Arner從香港向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演化的過程，探討未來發展方向，以及如何增強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Douglas Arner表示，香港經歷了1987年環球股災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洗禮，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2019年至2023年，因社會動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等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衝擊。隨着全球經濟日益多極化，與其說是日漸衰落，更貼切的說法是香港的角色或正經歷結構性轉變。
Douglas Arner教授表示，香港的角色或正經歷結構性轉變。
港金融中心角色正在結構性轉變
他指出，香港和新加坡正演變為不同地區的金融中心，就是香港成為中國的中心，而新加坡則成為除中國以外的亞洲中心。為了提升其角色的影響力，香港必須保持優勢、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並改善交易基礎設施。香港的成功將有賴於市場開放的程度、基礎設施配套、制度支援和互聯互通機制。
他強調，當務之急在於致力維持和鞏固相對內地的現有優勢，其中包括資本、資訊和人員的自由流動，輔之以穩定的法律、貨幣、金融和監管基建。在這些領域若不時加以警惕，一旦面臨相對競爭對手的差異化優勢和對比優勢，香港或會遇到遭受削弱的風險。同時，香港亦須繼續加強與國內腹地的聯繫，而這也是所有金融中心所須依靠的關鍵。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扮演的是中介角色，因而必須在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北美和東協/東亞，特別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地區）之間持續開闢與財經連接走廊的聯繫，同時尋求識別新興的潛在機會領域（如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也意味着需要不斷改進交易基礎設施，尤其是支付相關範疇，皆因在這方面日益多極化已成一重大趨勢，也是機會寶庫。
港須聯通世界 並尋求新興國商機
放眼未來，香港的角色明顯像過去的一些時刻一樣，正朝着新的方向演變。他強調，成功並非必然，但開放性、基礎設施、制度和互聯互通，亦將一如既往。
從中心範疇的角度來看，他從四方面給與政策建議，分別是資本市場、資本管理、結構性融資，以及支付與人民幣國際化。
Douglas Arner認為，必須保持資本市場透明度、開放性和監管質量，並且需要聚焦集資和投資所需的新客戶。提到集資帶來的商機，最佳機會也許來自創新、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的融資。
他指出，各範疇都需要香港交易所和監管機構的努力，並以香港為本而發展更廣泛的創新生態系統，這與美國矽谷不無相似之處。將深圳的科技優勢與香港的金融市場和基建結合成為既定目標已久，卻並非易事。但話雖如此，關注研究和發展資金，予以支持，以及實體和數據連接的相關安排是必要的，能為打造新興中心奠下發展基礎。
吸引私人財富 建專業服務人才庫
在資產管理方面，他認為，儘管管理資產的總值逐見增加（截至2022年底，達到30.54萬億港元），但此一環節有機也有危，成功關鍵在於招徠有能力更廣泛投資的中國機構投資者。而致力吸引私人財富來港亦至關重要。這方面的重點在於建立所需專長和服務所賴的人力資本；雖然可見相關進展，但仍需加倍努力。
結構性融資。外匯和場外衍生工具所需條件在於香港法律和監管制度的吸引力，以及其相對內地的持續開放性。展望未來，中國的發展以及其資金出入，將對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構建多極化支付和財資管理框架上，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至於支付與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十多年來已一直持續進行，特別是在近期地緣政治摩擦加劇，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俄烏衝突的對策，人民幣國際化有加快趨勢。除了這些結構性轉變之外，支付和流動資金基礎建設將對通過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或缺。香港在新興多極金融體系中的樞紐角色，今後更上層樓的機會還有很多，不限於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
浮動匯率不如預期優 惟須防美金融制裁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設立的港幣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儘管可能性不大，然而，貨幣掛鉤的未來會否因為美國當局愈發利用金融制裁手段對付其他國家、公司和個人而產生變化？有見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方翔博士和劉洋博士於文章中探討了香港與美元掛鉤匯率體系的當前狀況和發展。
作者認為，掛鉤匯率體系帶來的裨益影響深遠，較環球地緣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短暫挑戰更為持久。文章解釋聯繫匯率體系對香港金融和貿易市場的好處、闡釋港元浮動匯率的好處其實不如預期，同時提出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挑戰及相應的對策，並分析港元與人民幣掛鉤的可能性。
2022年香港的對外債務融資達到了1.5萬億美元，約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倍，遠高於股權融資。債務融資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港元與美元掛鉤的制度基礎。
債券持有人強烈偏好本國貨幣
首先，若特區放棄聯匯制度，企業融資能力將面臨巨大限制。 最近的研究顯示，債務投資者對貨幣有強烈偏好，往往只會持有本國貨幣，例如各國的本國投資者持有的該國貨幣債券高達90%，而美國投資者的比例更接近100%。
相比之下，外國投資者基本上不持有債券發行國貨幣的債券。因此，如果港元浮動，企業將難以通過港元債務吸引外國投資者，而需發行美元、歐元、英鎊、日圓等外幣債務來吸引相應的投資者。 大企業須面對較高融資成本和風險，而小企業則會處於無從選擇的困境。
研究進一步發現，即使在發達國家，歐洲、英國和加拿大的中小企業也很難發行外幣債務，只能依賴美元債務來吸引外國投資者。反觀美國的中小企業卻能輕鬆地通過美元債務，從世界各地獲得融資。 這是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為該國帶來的眾多優勢之一。 目前港元與美元掛鉤，香港的企業也同樣享有這一融資優勢。
事實上，美國企業73%的外債以美元計價，而其他國家，包括歐元區國家，只能以本國貨幣發行20%的債務，剩下的80%暴露在外債中。貨幣債務與匯率風險。這表明，港幣與美元脫鉤將導致香港1.5萬億美元債務中的1.2萬億美元（9.4萬億港元）貨幣風險敞口。
港元脫鉤導致近十萬億港元風險敞口
作者認為，盯住美元除了增加融資管道、消除匯率風險之外，還有降低融資成本的優點。美元被視為避險資產，吸引了大量資金。雖然傳統觀點認為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美國國債上，但最近的研究發現這種效應也延伸到了所有以美元計價的固定收益產品。
與其他同等風險的貨幣債券相比，美元債券的平均收益率下降1.8%，這是極具吸引力的優勢。額外享0.296左右的折扣。港元債券可部分享有美元債券融資成本低的優勢。香港企業可以選擇以美元融資，而無需承受匯率風險。相較之下，其他國家的企業必須承擔匯率風險才能享受美元債券的低成本優勢。
上述各項融資優勢，不僅有利於尋求融資的企業和個人，也有利於香港金融機構的發展。香港GDP的五分之一來自金融業，金融業的繁榮很大程度取決於融資活動、金融交易和資本流動。雖然資本和融資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但金融活動創造的價值有利於香港本地經濟和人民。聯繫匯率制度為資本選擇香港創造了有利條件，消除了對匯率風險的擔憂，增加了投資者對港元資產的需求。
港貿易額相當4倍GDP 匯率波動影響企業利潤
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貿易樞紐，貿易額是其GDP的四倍以上。很少有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貿易量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貿易對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發展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高度依賴貿易的經濟體中，匯率波動對企業收入和利潤有重大影響。
由於與國際貿易相比，本地商業活動的風險較低，企業往往會因匯率波動而猶豫是否從事國際貿易，進而影響整個市場的廣度和發展潛力。雖然有一些金融工具可以幫助企業對沖匯率風險，但這些工具往往成本較高，降低匯率風險的成本相當龐大。香港採用的聯繫匯率制度為進出口企業提供了自由的風險對沖，為企業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匯率環境。
